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8月中旬公布的一項宏觀統計十分搶眼：全國13個綜合試驗區跨境電商上半年進出口規模超100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了一倍以上。其中B2B（銷售人員直銷）占比達到了六成。
亮麗數據背后仍有隱憂。除了“跨境電商”本身定義模糊帶來的爭議，幾乎全球都在面臨成幾何數量增長的包裹與薄弱的海關監管體系之間的矛盾。
中國復關及入世談判的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對此寄予厚望，作為一個曾經把絕大多數時間和精力用在鉆研歐美制定的國際貿易規則，試圖用專業和誠懇態度與國外同僚據理力爭并達成共贏的人，他動情地對第一財經記者說：“我這一代人的‘中國夢’之一，就是單純從WTO（世界貿易組織）制度的執行者，成為新一代國際規則的制定者。”
而跨境電子商務正是他所看好的一個建立“中國聲音”的方式。他認為，電商已經成為國際貿易非常重要的一種業態，然而目前尚未有相關的國際規則。中國理應憑借在該領域的先發優勢，成為國際電子商務（或“E國際貿易”）標準和規則的制定者，這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領域之一。
定義“跨境電商”
若要判斷行業走向，當務之急，便是厘清概念。雖然“跨境電商”四個字過去數年曾是投資圈熱捧的概念，但落實到統計層面，卻引發多方爭議。核心是，跨境電商是否囊括B2B、B2C（面向個人零售）兩種形式，各個機構的標準和估算的規模各有不同。這使得這一領域的真實規模一直處于接近但不能達到的狀態。
從商務部公布的數據來看，這兩種形式，均被納入其中。龍永圖就預計，今年跨境電子商務將占到中國國際貿易的27%，到2020年占比可能達到37%。
但某接近海關總署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由于全球都沒有跨境電商的精確定義和范圍，因此海關無法統計，也未做相關統計。他舉例稱，比如要統計一個城市有多少年輕人，但“年輕人”的年紀沒有區間定義的話，這個數字是無法統計的。
但一些機構已經多次在報告中，結合各種公開數據作出估算。比如，中信建投的兩份跨境電商進出口報告顯示，據商務部、海關總署等部門以及艾瑞咨詢統計，納入了兩種形式。報告稱，2016年我國跨境電商交易規模達6.7萬億元，近五年CAGR（復合年均增長率）達33.6%。預計2017~2020年還將保持15.7%的CAGR，2020年將達到12萬億元的規模。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和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完善，出口跨境電商發展遇春風，2016年交易額達5.5萬億元，占跨境電商整體交易額82.1%。
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在9月發布的《下一代貿易：E國際貿易》報告則只基于B2C統計，中國網民人數在全世界居于第一位，相當于美國和印度網民的總和。2016年，全球電子商務零售市場的規模是1.9萬億美元，中國網絡零售額達到0.8萬億美元。另一方面，中國支付方式也在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去年，中國與個人消費相關的移動支付交易額達到7900億美元，是美國的11倍。
綜合以上幾種方式，目前在跨境電商中，我國跨境電商仍以出口為主，而不論是進口抑或是出口，B2B的占比都較大。但進口（又稱海淘）和B2C的成長性則大大高于出口和B2B的形式。
中信建投的報告稱根據海關總署和商務部數據，2016年我國出口跨境電商交易額占整體交易額的82.1%。但伴隨著國內消費升級的帶動，以母嬰用品、美妝、食品和輕奢類產品為主的進口跨境電商市場迎來快速發展，進口跨境電商占比不斷提升，從2008年的4.2%上升至2016年的17.9%，預計2020年將達到25%。
從資本追捧的本質來看，B2C電商是以消費者為中心，借助了互聯網“長尾理論”的經典商業模式之一。由于B2C的模式是平臺上的消費者隨時自動完成，類似于印鈔機；而B2B的模式，若要增加規模，則有賴于銷售人員人數的增加，這決定了B2C電商成長的爆發性要更強。以國際巨頭亞馬遜早期的售書模式為例，上個世紀互聯網高速發展，亞馬遜只用了7年時間就做到了美國最大的連鎖書店巴諾書店（Barnes&Noble）花了130年才達到的營業額。
如何為全球制定新一代規則
各類國際機構已經發現，快速崛起的數字化平臺，正挑戰全球既有的貿易和投資政策模式，而政策并未實時反應，因為就在9年前，優步（Uber）、Instagram等公司還未創建。中國是否能夠借助跨境電商，實現下一代貿易規則的彎道超車，正成為各方關注重點。
華盛頓時間9月20日世界銀行發布的最新報告《遭遇麻煩？制造業導向型發展的未來》顯示，智能自動化、先進機器人和3D打印，成為判斷某地區或國家作為生產基地是否具有吸引力的新因素。
負責報告的世界銀行貿易與競爭力局高級局長安娜貝爾·岡薩雷斯（AnabelGonzález）稱：“過去，制造業曾給非技術工人創造就業崗位，提高生產率。未來，發展中國家需要根據基礎設施、企業能力和創造就業的戰略進行政策更新，以滿足技術上更先進的世界的需求。”
支付方式的變革也在配合改變貿易和投資環境，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下稱“貿發會議”）最新發布的《2017數字化、貿易與發展報告》顯示，隨著電子錢包等電子支付手段重要性的不斷增加，雖然在2014年，使用信用卡和借記卡支付的金額仍然占到電商領域全部支付金額的一半以上，但是到2019年前，支付卡的使用比重將降到46%。
有趣的是，就在今年4月，特朗普上任百日之內不斷放出聳動之辭引發中美雙邊貿易人士關注，第一財經記者在廣州廣交會現場采訪時，經歷了三十多年的中美貿易起起伏伏，來自芝加哥的杰克·歐布萊（JackObrien）卻完全沒有把這位總統各種保護主義的言論放在眼里，反而滔滔不絕地和第一財經記者談起了亞馬遜和互聯網，“比起特朗普，互聯網對我生意的影響大多了。”
“在美國，人們通過互聯網購物越來越多，而通過實體店的越來越少，這個趨勢還會持續。但現在實體店也開始在互聯網上設立平臺，比如沃爾瑪就花了33億美元（約合217億元人民幣）收購電子商務初創企業Jet.com。”他提醒第一財經記者。
2017年，美國零售業實體門店正在經歷寒冬：西爾斯百貨（Sears）將申請破產，電子賣場RadioShack申請破產，MCSports宣布破產并關閉68家門店；杰西潘尼百貨（JCpenny）今年關閉138家門店，梅西百貨今年關閉68家門店。
而在過去的全球貿易規則談判中，美國曾多次試圖主導電子商務規則體系的建立，卻一再由于機緣錯過。
龍永圖回顧了全球電子商務規則體系的歷史。曾經，WTO內部各成員方分歧過大，導致多年停滯不前。之后，美國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中包含的跨境電商初設體系，在他眼里，顯得相當有分量，“不過，（TPP）被他們自己推翻了”。
他介紹說，中美由于發展階段不同，對于數字化規則的制定側重點不同，中國貨物貿易占優勢，強調以此為基礎；而美方則服務貿易主導，強調數字趨勢，希望包括軟件、游戲、音樂等產品完全免稅，進行自由貿易。
他建議，新階段，應該將跨境電子商務的業務做扎實做上規模，再慢慢理順業務流和監管模式，最終將這些中國經驗形成中國模式，并向國際組織提交方案。而在過程中，應該加強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溝通、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合作，以及中國企業彼此之間良性競爭合作。最終，主動向國際相關組織密切溝通，爭取形成國際貿易新規則。
面對國內政策過去一年來的波動，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這是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不管是哪種形式的跨境貿易業態，有關部門不要匆忙否定，也不要急于下結論，因為市場會決定誰是主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