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動車追尾撞上新聞發言人與媒體生態的脫節，王勇平被卡在了夾縫中。“你想我說什么，我又能說什么？”以這句話作為終局，這個結尾無疑是開放式的。遠赴波蘭的王勇平，沒能說出來的，到底是什么？

　　個性成敗

　　新聞發言人應該是個組織的人，包括話語在內都不適宜傾注太多個性色彩。但在目前呆板的官腔中，樸實而略帶個性的語言風格會給新聞發言人所代表的部門形象加分。但這種語言的表達必須符合記者和公眾的訴求和接受習慣。

　　“脫口而出”犯低級錯誤

　　7月24日夜，“7·23”動車事故首場新聞發布會在溫州水心賓館舉行，當王勇平走進電視畫面的那一刻，千里之外的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史安斌愣了一下。

　　“在班里多次強調要穿正裝，他怎么穿著T恤衫就上去了？”電視機前的史安斌隱隱覺得要出問題。

　　王勇平是首期中國新聞發言人培訓班的學生，史安斌則是主講教師。

　　開場白作為新聞發布會的開端非常重要。史安斌在課堂上設計過一個案例，政府發言人做了一個有關出臺《網絡隱私保護法案》的新聞發布提綱。初稿開頭為：今天我們來介紹一下《網絡隱私安全保護法案》的一些情況。史安斌認為這樣的開頭過于直白，不能引起聽眾注意力。他建議改為：大家在上網購物時一定擔心過自己的信用卡會不會被盜用，這才有了現在這個《網絡隱私保護法案》。這樣能從聽眾親身體驗入手，喚起注意。

　　電視上的王勇平顯然顧不上這些了，他問記者：“你們讓我站著說呢？還是坐著說呢？”

　　“這樣從一開始就把自己置身于接受‘審判’的地位，不利于心理上的調節。”史安斌評述說。

　　當年他主講新聞發言人的傳播策略和語言藝術，給學員們提出了一條硬性規定：在新聞發言人上場之前，必須要知道，今天他要回答的最難的問題是什么。然后圍繞這個問題充分了解情況，占有足夠的信息。所謂不打無準備之仗。

　　看到王勇平發“奇跡”和“信不信”兩大雷人語，史安斌搖搖頭，知道這個學生沒有做到這一點。這些話顯然是在沒有充足準備之下的“脫口而出”。獲救的小女孩和掩埋車頭肯定是媒體和公眾的關注焦點，但王勇平對此掌握的信息“還不如記者多”。在史安斌看來，電視里的王勇平“犯的絕對是低級錯誤。”

　　當年，培訓班學員們曾被模擬新聞發布會搞得很緊張。有人模仿問題犀利的記者追問不休。但史安斌安慰學生們：“國內的記者一般不會連續追問發言人，也不會詰問或逼問。”

　　但在動車上40條生命驟然消逝之后，記者的一連串提問讓王勇平亂了方寸。

　　“黃埔一期”中，不打官腔的學員受到了公眾歡迎。史安斌一直堅持認為，新聞發言人應該是個組織的人，包括話語在內都不適宜傾注太多個性色彩。但同時他指出，在目前呆板的官腔中，樸實而略帶個性的語言風格會給發言人所代表的部門形象加分。但這種語言的表達必須符合記者和公眾的訴求和接受習慣，從而形成社會共識。而王勇平卻因為表述問題加劇了官民對立。

　　制度之重

　　對內，官員出身的新聞發言人面對行政領導；對外，他們面對媒體及其背后的公眾。說什么，怎么說，束縛于領導給出的口徑。兩方面出現矛盾時，新聞發言人只是領導身邊的一個“伴唱”。

　　發言人易成領導“伴唱”

　　在史安斌看來，那場“奇怪”的發布會和王勇平的離任，是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遭遇瓶頸的一個典型縮影。

　　早在8年前，史安斌就預示到了這一天的到來。

　　2003年過后，國內新聞發言人制度剛剛開始進行設計。在參加制度討論之際，史安斌提出，應借鑒國外成熟經驗，新聞發言人不該是一個官職，而是一個專業職務。他既非一個什么級別的官階，也不掛靠哪個部門，而應獨立出來成立新聞發言人辦公室，類似部長辦公室之類的單位。這個機構由團隊組成，搜集輿情，整合本單位信息。

　　史安斌特別強調，新聞發言人不能從現任領導中選拔，而應面向有媒體從業經驗的人員進行招聘。

　　當時有人提出，一個沒有官階的陌生人，進入單位內部，怎么了解信息？史安斌建議，像白宮新聞發言人一樣，由權威領導進行授權，發言人可以列席所有重要會議。

　　但討論的結果，史安斌的制度設計以四字評語終結：“淮橘為枳”。

　　王勇平的離任讓史安斌“痛心不已”，并由此呼吁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拐點：專業化新聞發言人的到來。

　　現實是，許多身為新聞發言人的學員向史安斌抱怨：受制于官階，他們根本無法參加單位重大會議，掌握不了核心信息，跟媒體相比甚至成為信息弱勢群體。

　　忙于主業公務，他們無暇顧及媒體素養和傳播素養的提高。

　　對內，作為官員的新聞發言人面對行政領導；對外，他們面對媒體及其背后的公眾。說什么，怎么說，束縛于領導給出的口徑。兩方有矛盾時，新聞發言人只是領導身邊的一個“伴唱”。

　　7月24日夜，當王勇平獨自走到臺前之際，史安斌感到奇怪。按慣例，中國式新聞發布會新聞發言人是充當主持人的角色，主角還是參會的部門主管領導。西方的新聞發言人會一個人上場，但背后有強大的團隊配合。在他看來，這場發布會是西方的形式，卻是王勇平的“獨角戲”。

　　百般思索，史安斌覺得低級錯誤的根源，出在制度本身。新聞發言人職業化主要有幾大好處：具有媒體從業經驗的人承擔新聞發言人一職除了更專業，還可以節省培訓成本。史安斌指出，事實上由于現在的新聞發言人都是兼職，隨著仕途升遷，在新聞發言人崗位上流動過快。所以剛培訓完一批學員，很快又要換人。

　　同時新聞發言人背后的團隊能夠給予新聞發言人足夠的信息支撐，最終給公眾更翔實的信息。“最重要的，可以避免新聞發言人官僚化。”史安斌說。

　　眾聲喧嘩

　　微博時代，人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的新聞發言人。他們的公共意識空前提高，對新聞發言人有了更嚴苛的要求。

　　微博時代的空前挑戰

　　2004年的一天，原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正在教室里參加新聞發言人培訓。突然推門進來三位記者，一個扛機器，一個打燈光，還有一個手持麥克風。他們徑直沖向王旭明，一邊自我介紹說是央視的記者，一邊把話筒送到他的面前進行采訪。記者稱他們剛從教育部趕過來。在教育部門前，發現有幾十名大學生在靜坐，反映學校食堂伙食費上漲，伙食質量下降的問題。據說還有幾十所大學的學生會正聯名向教育部反映。“你作為教育部新聞發言人，對此如何看待？”王旭明腦子一片空白，慌慌張張地站起來用手遮擋鏡頭，一邊語無倫次地說：“你們不能錄……”

　　這場演練被認為是新聞發言人培訓中較為驚心動魄的典型。然而媒體環境的迅速變化，使得當年最難的演練在當今已成了小兒科。面對現實，特別是微博營造的強大場域，王旭明認為現在的新聞發言人更難當。

　　當“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和“奇跡”在網絡中成為人們造句、編段子的原材料，一夜之間成為熱詞，史安斌覺得，除了內在的機制建設，以微博為代表的新興媒體導致的全球、全民、全媒的媒介生態變局給當前新聞發言人以及政府新聞發布制度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民間表達的意愿在微博的平臺上突然爆發。網絡中的意見領袖追求平等，慣于質疑，渴望權威解釋又對權威不屑一顧，經常熱鬧圍觀，最關鍵的是他們熱衷于發出自己的聲音。

　　史安斌指出，這樣的傳播中存在“極化”的因素：觀點是極端的，信息是極端的，態度是極端的。而這樣的傳播生態是多年以來信息公開體制積弊爆發以后的結果。

　　微博時代，人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的新聞發言人。他們的公共意識空前提高，對新聞發言人有了更嚴苛的要求。

　　在史安斌看來，中國新媒體的發展與西方發達國家幾乎同步發展，但新聞發言人自身并沒有跟上這種發展的速度。兩者嚴重脫節。

　　對內是制度困局，對外是特殊的媒介生態環境，狹路相逢，加之王勇平的低級錯誤，他被死死地卡在了中間。

　　史安斌明白，內外兩重困局的消除并非一日之功。他期望一方面從上到下要給現任的新聞發言人創造更為順暢的工作機制和理性的傳播生態，另一方面要以7·23動車事故新聞發布的經驗教訓為由頭，加快政府新聞發布制度的專業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