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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特客戶端·深圳新聞網2022年9月8日訊（記者 童小晉 張玲 蘇曉敏）鄧一光是一位極具個性的作家，始終保持著純粹與真實。他說：“如果作家對復雜的現實視而不見，一味地歌功頌德，這樣的文學就沒有必要存在了。”
鄧一光從1980年開始小說創作，一支筆寫現代歷史的波瀾起伏，一支筆寫當代都市的光怪陸離。陸續出版長篇小說《我是太陽》《紅霧》《組織》《想起草原》《一朵花能不能不開放》《我是我的神》等10部，中短篇小說集20余種，曾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首屆馮牧文學獎、首屆林斤瀾短篇小說杰出作家獎、第二屆國家圖書獎、第三屆郁達夫文學獎、第三屆人民文學獎等數十種重要文學獎項，長、中、短篇小說都有翻譯作品在國外出版。
2009年，鄧一光一家遷居深圳，他從身邊的人和事中取材，創作了50余篇以深圳人為題材的短篇小說，被文藝批評界稱為“現象級”的城市寫作。
鄧一光接受采訪。（深圳新聞網記者 童小晉 攝）
寫作是每個人天賦的權利
鄧一光出生于一個軍人家庭，他從小生活在部隊大院里，生活相對封閉，與外界接觸得不多，這讓他從小便對社會產生了一種好奇心。
童年的鄧一光如癡如醉地投入到閱讀中，在那個年代里，閱讀成了他的避風港。《白靜草原》《人間喜劇》《葉爾紹夫兄弟》《罪與罰》《紅字》《十日談》《一千零一夜》《羅亭》……閱讀讓他對世界有了新的認識。
17歲時，鄧一光離開重慶，到開縣插隊落戶，他的閱讀和文筆在知青點派上了用場，這些文字甚至還能為他掙工分。有一年，鄧一光在黑板報上寫下“五四”詩篇，被《萬縣日報》記者摘抄了去。就這樣，他的文學夢開始萌芽。
身為軍人的父親講究務實精神，除數理化之外，不贊成孩子們閱讀太多的文學書籍，也不支持孩子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但鄧一光認為：“寫作是人的天賦權利，個人的選擇和時代息息相關，我希望我對生活能夠保持審美的目光，能留下一些值得的思考。”
過去幾十年里，鄧一光做過知青，做過工人，做過記者，也做過文學刊物編輯。這些經歷都是財富，影響或塑造了他的人生。
書寫戰爭就是書寫現實
寫過許多戰爭小說的鄧一光，在文壇一向以“硬漢作家”著稱，當記者問到他對這個標簽的看法時，他只是笑笑：“當你成為一個社會人的時候，社會一定會對你有各種各樣的評價，你只需要聽聽，或者不聽也可以。”
從報社離職后，鄧一光有了更多的時間寫作。從那以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文學創作中，曾有過用38天廢寢忘食地完成長篇小說《我是太陽》的經歷。創作了《父親是個兵》《戰將》《遠離稼穡》《我是太陽》等小說，這些作品被人們稱為鄧一光的戰爭文學譜系。有評論家認為，他的寫作影響了很大一批以戰爭為題材的作家的寫作。
鄧一光。（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鄧一光的戰爭文學作品筆風雄健，剛烈坦蕩的英雄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使得他筆下的人物充滿了理想主義與宿命感。他的作品《我是太陽》中有這樣兩句話：“他們是太陽，真的太陽！沒有什么能擊倒他們！就算擊倒了，第二天黎明，他們還會不屈不撓地升起來，繼續燃燒他們的命！”
然而，在鄧一光南下深圳后創作的長篇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中，則更多地將目光聚焦到戰爭中宛如蜉蝣般飄零的小人物身上，這也是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中第一次正面地描寫戰俘營。故事聚焦1938年到1946年的香港，講述了太平洋戰爭前后東亞風云和中國命運的故事，包含了作家對國家、時局、戰爭、人類的思考。
鄧一光作品《人，或所有的士兵》。（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談到《人，或所有的士兵》中的“不完美”主人公郁漱石時，鄧一光說：“多數時候，人和事物并不具有非黑即白的屬性，所謂終極人性是復雜的，或者模糊的。在郁漱石的身上，體現出的是一種人性的復雜性。”
在鄧一光看來，戰爭是人類歷史的常態，這也更凸顯了和平的珍貴。他表示，從公元前3200年到1964年中，全球共發生了14531場戰爭，平均每年2.6次。二次世界大戰后的頭37年，世界上就發生了470起局部戰爭或軍事沖突，沒有戰爭和軍事沖突的時間只有26天。“所以，戰爭是人類歷史的常態，書寫戰爭，就是書寫現實，回避戰爭，就是回避現實。”
小說的扉頁上寫著：“任何美化都是背叛，所有生存皆為僥幸”。這也是鄧一光對戰爭態度的真實寫照。
在這本書的末尾，列著密密麻麻的參考書目，鄧一光說：“記得讀了七十多本書，至于相關資料，具體數目記不清了。”
一座城市的2000萬個發光體
2009年，鄧一光一家來到深圳。“山海之城”是鄧一光對這座城市的初印象。他覺得這里植被豐茂，雨水充沛，空氣非常好，氣候變化也不大。在母親離世之后，他和家人也定居在這里。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與人們想象的不同，這位大作家的日常生活很簡單，有時他會和三五好友聚聚會，也會自己打掃衛生、做做飯，在悠揚的音樂中閱讀一本書，或者看一部電影。
鄧一光很滿意自己現在的生活狀態：“我自食其力，對周邊的環境非常關注，我有熱愛的世界，有質疑的問題，也有我要努力去建設的世界。”
鄧一光還熱衷于行走，每年都會有一段時間外出行走，去感受森林、草原、大海、高原、沙漠。
居住在深圳十二年，鄧一光寫下了50余篇“深圳系列”的中短篇小說，出版 《深圳在北緯22°27’-22°52’》《你可以讓百合生長》《深圳藍》《坐著坐著天就黑了》和《花朵臉》五部小說集，部分作品兩度入選全國城市文學排行榜，兩度入選收獲文學年度小說榜，兩度獲得十月文學獎，三度獲得人民文學獎，三度獲得《小說選刊》獎，讓人們了解到一個生動鮮活的深圳。
鄧一光作品《深圳藍》封面。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鄧一光沒有去描寫都市的光鮮亮麗，而是將目光聚集到這座城市的小人物上，鄧一光以細膩的筆觸與人文關懷，書寫著這座城市里普通人的笑與淚。
改革開放四十年，深圳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鄧一光的心目中，這份成就離不開這座城市里所有默默無聞的建設者。深圳移民身上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令他動容。“人們喜歡講城市的巨大變化，很少涉及到生命個體。而我從個體的身上看到了這座城市了不起的個體努力。”鄧一光說，“來到這座城市的人，他們有不安，也有焦慮，不順利的時候抹一下淚，但是他們的身上始終帶有不甘和希望，如果沒有他們，那就只剩下一座空城。”
隨著時代的發展，深圳的文學也在發生變化。談到打工文學，鄧一光坦率地表示，當年被文藝批評界命名為“打工文學”的創作現象，早已發生了本質變化。那些創作活躍的作家和詩人，多數不再寫外省人、勞資沖突和身份認同等內容，而是更多地轉移到“新深圳人”“在地書寫”甚至“我城”的寫作。“人們的認知也應該迭代，至少在新的維度上去談論它，才是一種尊重的態度。”
鄧一光認為，這片土地充滿無限可能性，正是因為它的文化和價值多元、它無所不在的新鮮的念頭、它對非主流文化的耐心和包容。
關于寫作這件事，鄧一光認為，一切的寫作活動，都應該是從自身的體驗出發：“書寫對外部世界的影響屬于寫作的副產品，我寫作是因為我有好奇，或者困惑，寫作是一種理清它們的方式，不是想要影響這個世界。”
所以，他認為寫作最好的狀態是：“我寫作，讀者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