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琰

在濃烈奧運氛圍包裹下的英倫之行，帶給柳傳志很多啟發和思考，其中包括反思聯想當年在成為北京奧運TOP贊助商后，是否利用好了那次機會。

“在中國做得非常好，但在國際方面，還有提升的空間。”柳傳志在倫敦期間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主要是因為聯想集團當時的管理層更側重于短期的考慮，沒有對品牌下大力氣，系統設計不夠。”

7月22日至28日的英國之行，是柳傳志近年少有的一次高調亮相。繼去年11月和今年6月相繼卸任聯想集團董事長和聯想控股總裁職務后，這位聯想創始人更多地從臺前轉向幕后。

此番之所以高調，是柳作為“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理事長，想要“向世界展示中國正氣的民間商業力量”，讓外界對他所帶領的訪英企業家代表團有更多了解，而了解正是合作的基礎。這個團包括俞敏洪(微博)、郭廣昌、馬蔚華、牛根生、朱新禮、劉積仁、王文京、汪潮涌、曹國偉(微博)等著名中國企業家。

“中國企業家俱樂部”成立于2006年，迄今吸納了中國44位行業領先民營企業負責人，以及張維迎、吳建民等7位經濟和外交界專家顧問，成員企業營收總額2萬億元人民幣。柳傳志希望“說話可以更直爽”的民營企業作為民間外交使者，在國際間搭建一個更容易的溝通橋梁。

柳氏投資經

柳傳志直言，他這些年早就把注意力從IT轉向了研究投資，而且“觀點會非常犀利”，跟傳統的做法不太一樣。

“我為什么后來進入到投資領域？因為聯想到這個地步了，我研究清楚了，就去做投資賺更多的錢，再去做更多的產業。”他說。

這樣的好處首先就是，當電腦子公司一旦有很大風險時，可以冒著風險支持它。“當年并購IBM的PC時，董事會很多人反對，就是因為只靠它吃飯，”柳傳志說，“今天再去做，就不會有那么多反對的聲音，因為盡管有風險，但我們還有另外的穩定收益作支撐。”

在柳傳志看來，英國還是有很多投資機會的，在一些領域擁有領先技術，還有好的品牌，這正是中國企業所需要的。他透露，這次考察回去后，聯想控股旗下的兩大創投基金弘毅投資和君聯資本很快都會過來，專門尋求以中國市場為標的的投資機會。

不管醫療衛生、生物醫藥，還是建筑工程、旅游、酒店管理，甚至金融保險行業，柳通通感興趣，想要加深了解。

“歐洲的經濟衰退會持續多長時間，我們沒把握。但我們想把這些技術和品牌往中國市場轉移，他們也更愿意把自己的能量釋放到中國市場，但他們夠不著，一要有人引路，二缺資金，這正是我們的強項。”柳底氣十足地說。

在這位中科院出身的企業家看來，英國雖是一個很注重科技創新的國家，但科技轉化為生產力和財務回報的結果并不理想。

“相對而言，英國人做事有點墨守陳規，”他說，“一個國家必須得把做事的目的看得很透徹，把科技的開發與商業結合在一起，我覺得從美國人那兒還是學到了很多東西，他們目的性更強。”

先談活著再想創新

對高科技產業研發投入的風險之大，柳傳志深有體會。

君聯資本曾投資過珠海一家做打印機耗材的企業，正積極準備投入生產打印機的時候，突然發現惠普(微博)打印機銷售量大幅下跌——因為數碼技術的發展，照片存在電腦或數字設備上直接讀取，人們改變習慣，不再打印照片，這影響到了打印機行業。

“在這個領域，真的是遠處的蝴蝶扇動翅膀，就會影響到你這里。這就使得一個企業要想做百年老店，就要未雨綢繆。”但柳的未雨綢繆顯然屬于小心翼翼穩扎穩打型的。那種要么做先驅要么做先烈的豪情，在柳傳志看來，雖然非常了不起，但對企業來說，他無法接受。

“在沒把握之前，我是不敢把整個命賭上去的，”柳傳志說，“你也可以說這是缺乏創新能力，但別人怎么罵我沒出息，我還是把活著看得更重要。”

在崇尚守正出奇的柳看來，民營企業要創新，必然要有大的經濟實力作積累。而中國民營企業，即使大如聯想，盡管賬上現金流從2005年并購IBM PC后的5億美元發展到現在40多億美元，但是，“三星是連續十年不斷地幾十億美元投入，楊元慶敢把賬上那20幾億美元流動資金都投入去做研發嗎？我相信他不敢。”他自問自答地說。

但他并不擔心這種對于企業創新不夠大膽積極的態度就意味中國企業會一直待在全球產業鏈的中下游。早些時候，主要是沒錢；現在對有些企業而言資金已不是問題，但還需要技術的積累。進入產業鏈上游，只是個時間問題。

“中國人挺聰明，早就知道錢從哪兒賺出來，只不過我們要選擇更穩妥的方法，”他說，“那些系統設計，中國人都會，最起碼我會，不會說只能做低端制造業。中國人還是肯干的，就是時間還不到，當年你不干這個行嗎？不干你解決得了吃飯問題嗎？”

如何降到36.5度

企業家們在英國所到之處，受到上至唐寧街首相府下到商界中流砥柱的熱情歡迎和高規格接待，讓柳傳志對這里“重商”的氛圍感慨不已。

回想自己1984年從中科院出來辦企業，他拿孵小雞作比喻，雞蛋孵出小雞最適合的溫度是36.5度，但當年的溫度足有40度——只有生命力非常頑強的小雞才能孵出來。“不能因為比如有聯想這樣的‘大雞’，就認為小雞都應該可以孵出來，政府應該把溫度降下來。”他說。

至于今天的溫度，他覺得還有37度多，也不是最好。因此，作為企業家本身，要注重于自身生命力的頑強和存活能力；作為政府，則要反省怎么把溫度降得更合適。

柳回想聯想當初之所以能發展起來，就是因為把行業的規律和企業總體管理戰略研究透了，也建立了一個好的企業文化，還包括怎么處理跟政治的關系，怎么跟政府很好地相處，既不去觸動某些東西，也不失去原則，因此生命力才會特別頑強。

“我作為企業負責人，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企業管理好，我們的社會責任是交稅、提供就業機會、做好公益，如果政府的某些政策不合理，我們提出一定的意見是可以的，但我主要是問心無愧地做好我自己的事情。”他坦言。

怎么做才能把企業生存的環境溫度降到合適的“36.5度”？柳傳志認為，首先，政府說要靠消費拉動經濟發展，消費就要靠老百姓消費，怎么讓老百姓更有錢？“現在每年的財政收入已經不少，增長也很快，但政府的錢有時還是會不夠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應該認真研究政府的錢怎么才能用得更好？怎樣把更多的錢讓出去，讓百姓生活能提高，帶動就業，產生更多的消費？”

其次，還要認真研究消費者都買什么東西，哪些東西中國的好，哪些外國的好，做到進出口平衡的同時要研究究竟買什么好，而這種研究本身，就會讓溫度降下來。

至于像企業家俱樂部這樣的民間組織能在其間發揮什么作用，柳出言謹慎：“我們更多是積極發展自己的企業，取得更大的利潤，交更多的稅，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推崇商業誠信，善待員工，濕潤社會空氣，我沒有要求大家去跟認為不滿意的政府不合適的政策進行斗爭。”

誠信與制度

柳傳志骨子里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在英國的多個場合，他不忘強調他所領導的民營企業家俱樂部的目標是推動商業誠信和社會正氣——這正是普通人眼里當前最缺失的一塊。

“誠信問題，西方也是花一兩百年才解決的。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型時，比現在混亂得多。為什么我睡眠有問題？就是因為當年好幾次被騙嚇的。”他說，“今天你要問我辦企業什么感覺最強烈？不是并購IBM PC成功的幸福，還是那時的恐懼感?，F在基本上還是走上了正軌。”

柳傳志認為，發展到現在，制度問題對誠信的影響已不那么直接了，中國加入WTO后已經有了很大進步，一個企業不至于為了活命而違背誠信，實際上只是為了片面追求更高利潤。

據他介紹，企業家俱樂部內部對會員企業有一定的非強制性約束機制。前不久新東方的事情發生后，俱樂部就召集理事開了一個介紹會，俞敏洪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釋了一番，結果是很多理事踴躍買他的股票。

在柳傳志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總體來說推動生產力均衡發展，但在特殊時期，政府的干預會使效率變高。“政治和經濟如何平衡，要更長的時間來討論，但無論如何，政治體制改革是必須進行的。比如，如何通過選舉的方式，對權力有所監督，這是防止腐敗的最有效方式。但這種情況下，會不會出現政府為了討好老百姓做某些不利于長遠發展的事呢？”他坦承自己對上述問題沒有答案，但最緊迫的是讓權力更有效地利用。

他期望中國政府努力學會更多地依靠民間投資拉動經濟。“政府投資拉動是不合適的，民間投資永遠正確，”他說，“包括外資和民間積累的資本，他們更會對錢負責，投的點會更準確，不會去投面子工程，不會給長城貼瓷磚。”

“無論企業還是社會發展，有很多東西是藝術性的，很多是科學性的，我們當然希望，科學性的成分能越大越好，不要什么都不可測。在英國，制度保證了很多東西，不會有太大的不可測因素。(在中國)為什么有些企業家會用腳投票，也是因為不可測性非常大。”柳傳志說。

( 責任編輯： 屈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