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公民，受到法庭指責時，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清白”？

華為也許很難找到快速有效的辦法，美國國會一個“有可能”的理由，牽扯到動機問題，著實不好去辯解。

但在此關頭，華為已表現得足夠強硬：“毫無根據地聲稱華為容易遭受網絡攻擊，這是無視技術和商業現實的行為，不顧后果地損害美國就業和創新，無助于保護其國家安全，這應該被視為危險的政治干預，不利于旨在解決全球和行業網絡安全挑戰的合法的公眾或個人行動。”

一個普遍的說法是華為成了美國大選的“犧牲品”。這并非沒有根據，華為已成為美國大選兩個候選人不離嘴的關鍵詞。奧巴馬指責羅姆尼在貝恩資本工作時曾試圖幫助華為收購3COM，奧巴馬競選陣營甚至拋出了一條針對羅姆尼和華為曾有過合作關系的競選廣告，羅姆尼不得不趕緊撇清和華為的干系。

事件演進至此，各種“陰謀論”的誕生勢在必然，其已脫離商業范疇，開始被加入各種外界因素。

翻閱美國的“調查史”，這一幕像極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對日本電子業的調查。“花園廣場協議”、“半導體貿易總協定”……幾乎讓日本電子巨頭們倒退了幾年。很顯然，美國在保護所謂的“戰略性行業”上是不遺余力的。

此次，美國政府設置政治和國家安全壁壘為思科贏得壟斷優勢。過去五年，思科路由器市場份額從66%降至55%，交換機市場份額下跌2%至67%。盡管有下滑，但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的政策保護，思科不可能保持如此驚人的份額。

不過，美國金融咨詢公司Trefis撰文稱，思科越來越感受到來自中國華為的市場壓力。最近幾年，華為在國際路由器市場上迅速擴張，盡管仍不是思科的主要對手，但不斷增長的份額卻對思科長期以來在路由器市場建立統治地位帶來了潛在威脅。

“在所有的公司中，哪一家讓你最擔心？”當《華爾街日報》向思科CEO錢伯斯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他毫不遲疑地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25年以前我就知道，我們最強勁的競爭對手將會來自中國，現在來說，那就是華為。這并不是錢伯斯第一次在這樣的公開場合評價華為。

雖然思科在路由器市場稱霸一方，但進軍消費者市場卻不那么成功，而隨著思科進入新市場，其核心業務增長放緩，華為與它開始搶奪市場份額。去年，華為成立三大業務BG，除傳統的電信設備領域外，將其業務擴展到了企業網和終端。

誰也不可否認，本次表面由美國眾議院發起的長達11個月的調查中，背后有錢伯斯的煽風點火。就連全球知名行業媒體CNET也在這次障礙賽中評論：“思科有可能成為調查背后的最大受益者，在過去長達十年的交戰中，思科往往在背后給華為抹黑。”

華為和中興不僅在美國受到“非難”，美國的判斷還引來一些唯美國馬首是瞻的西方國家一起發難。澳大利亞政府已明確態度，拒絕華為；加拿大政府正在考慮；歐盟也正在搜集證據；就連剛剛和華為簽了大單的英國也開始動搖。

盡管在WTO的框架下，貿易和投資的壁壘得以化解，但貿易保護主義依然是各國博弈的有力武器。不過，在華為中興事件中，至少看到雙邊關系的不對等。別的不說，至少在相同領域，中國對包括思科在內的美國公司的開放程度與美國對中國的華為中興是不一致的。

思科于1994年進入中國市場，目前中國員工超過3400人，分別從事銷售、客戶支持和服務、研發、業務流程運營和IT服務外包、思科融資及制造等工作領域。據悉，中國市場的利潤貢獻占到思科整體利潤的30%，緊隨其美國本土業務的45%之后，如今思科的通信設備廣泛進入中國的商業、教育、政府和家庭通信市場。在民用通信設備得到長足發展之后，鑒于采購成本和設備的通用性，中國軍隊的部分通用通信設備也轉而采購一些專業通信設備提供商，比如美國的思科、摩托羅拉、朗訊等。

難道中國不擔心思科等美國公司給中國的國家安全帶來威脅嗎？

華為中興面臨的選擇有兩條：一是根據“指控者舉證”法律準則，你要拿出證據來。“有可能”之類只能是合理想像，不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繼續游說和申訴，但是很難說通。二是如何說服中國政府根據相關法律，能否也采取某些反制措施？這一條，也很難。這正是華為中興突破北美市場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