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自然災害、核電站、轉基因技術，當這些名詞出現的時候，人們往往會聯想到“風險”這個詞，產生畏懼的心理，并且談之色變。但當把同樣的問題放到科學家面前時，又往往得到這些都不值得擔心的結論。實際上，其中一些的風險遠沒有人們感覺得那么大，而另一些的風險可能又被人們低估了。事情的風險程度不僅僅與事實有關，還取決于人們對于事實的感受。

　　David Ropeik是一位風險交流方面的咨詢顧問與演講師，現任哈佛大學進修學院環境管理項目的教員，曾編著《到底有多大風險？為何我們的恐懼并不與事實一致》等書。日前，他接受了新浪科技等媒體的采訪，以受人關注的轉基因作物為例，幫助我們來理解，我們為什么會對一個問題感到過度的害怕，超出了應有的程度。他從心理學上探討了人們針對這一話題爭議不斷的來源，并對溝通策略提出了建議。

　　David首先強調，他雖是應美國大使館要求而來，但他并不代表美國大使館、美國政府的立場，甚至不是以美國人的身份。另外，對于具體的轉基因技術，David強調，“當然，我或許有自己個人的觀點，但今天的講話并不摻雜個人看法。也不是要推廣轉基因。只是談一談人們對這件事的認識背后的心理學的解釋。”

　　以下為采訪實錄：

　　人們相信誰？美國大眾同樣不相信轉基因

　　媒體：有些朋友，本身可能不是太懂轉基因是怎么回事，但面對轉基因科普的文章或報道，卻并未全然相信，而是表達“事情并不是這么簡單”。這恐怕是一種常見現象，這是否就是一種人的情緒對其判斷產生影響的案例？而其內在的情緒和背后的心理又是什么樣的？

　　Ropeik：這個現象，在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普遍存在，美國尤其如此。

　　大腦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幫助確保生存。每天早上醒來，大腦就要發揮一系列作用，確保我們能安全地活到晚上睡覺。對于一切外在問題，每個人都沒經歷過足夠的培訓來形成足夠的專業背景，以支持我們能恰當地理解問題；人們也沒有時間查詢、學習。大腦的本能不會去做過度的思考，因為思考本身也是要消耗能量的，所以一個問題是否會對我們造成威脅，這個威脅有多嚴重——比如對于轉基因技術，人們更會依賴于自己的感覺和本能做出判斷。

　　其一，人們的一個趨向，就是對于人造風險的害怕程度，要高于對自然風險。特別是，當人們已經目睹了人類技術對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目睹了現在空氣、水的污染，人們對于人類自身開發出的技術就更為敏感，擔憂也更為明顯。

　　其二，最初信賴的是哪些人，會成為人類做出判斷的一個重要依據。技術公司都是要逐利的，所以人們就不會相信公司。某個公司開發出一個產品，比如孟山都、杜邦、先正達這樣的轉基因技術開發商，他們要靠產品賺錢，人們就自然而然地不信任這個產品。其實這與產品本身可能沒什么關系，而是源于對這家公司的不信任。另外，人們也一般不相信政府，因為政府不尊重人們的感受，只是強制下達各種命令，人們覺得政府不站在自己一邊——在美國就是如此，歐洲、巴西、日本到處都一樣。

　　人們會相信自己的朋友，愿意相信環保組織，比如綠色和平，因為他們的宗旨是要拯救所有人。人們愿意聽取他們的意見；而對于科學家和科技公司的意見就較少采信。但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到，朋友也好，環保組織也好，他們的意見也包含了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同樣無法做到完全的客觀。但是我們就是相信，因為我們覺得他們是站在我們這邊的。

　　另外，一些心理學上的解釋認為，人們對于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技術，容易產生較大的恐懼感，比如化學物品、農藥、核技術、用于食品的生物技術等等。

　　其三，如果一個風險是強加到我們頭上，而非我們主動去承擔的，我們也會對其產生更多的擔憂。如果能夠自主地選擇，比如選擇是否食用轉基因食品，人們對這些產品往往就不會有那么高的恐懼感。如果對有沒有轉基因成分不知情，人們就會覺得這是生物公司把風險強加到我們頭上，從而對轉基因技術更為恐懼。

　　再有，就是人們會趨向于依從身邊旁人的做法。人類都是社會性動物，通過彼此依賴產生安全感。和群體中的其他個體保持意見一致，是增強安全感的一個來源。如果一個科學家展示一個事實，但這一事實和群體的整體感受對立，那么這種群體感覺會占上風。另外，每個人都為自己的國家感到自然，都希望自己的國家強盛，在這種心理的影響下，如果某種風險來自于其他國家或地區，就容易形成與“整個國人”保持一致的審視問題角度，這會讓我們產生安全感。

　　對于恐懼的恐懼：為何有些人反對強制標識轉基因

　　媒體：如果政府強制標識轉基因，消費者會獲得選擇的權利；但轉基因食品的價格恐怕會比非轉的低，科學家和科技公司可能不會滿意。您認為這樣能夠解決問題么？另外，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標識轉基因食品，會給人一種“之所以標識，是因為它有風險”的暗示，不利于轉基因產業的發展，因而持這種觀點的人反對標識。對此想請教您的看法。

　　Ropeik：標識的意義，是給消費者一種選擇；這種選擇也是另一重保障。把成分都標出來是一種姿態，向消費者展示這里面沒什么可隱藏的，這不會影響產品的銷售。另外，強制標識引起消費者的恐慌情緒，這一看法并沒有得到證據支持。在美國和瑞典，曾在消費者中做過調查——標識信息是否會影響你對商品的選擇，結果表明強制標識并不會造成或加劇消費者對商品的擔憂，也不會影響是否購買。

　　對于轉基因支持者而言，人們對轉基因技術的恐懼感，才是他們真正懼怕的，而這才是他們反對強制標識的真正心理來源。我把這種感覺，稱之為“對恐懼本身的恐懼”。的確有些人會害怕強制標識，但也會有人認為，正是因為給了消費者自主選擇的可能，才會讓消費者覺得“敢標識出來就說明心里沒鬼”。在美國，對強制標識問題有完全相同的爭論，其根本還是對恐懼本身的恐懼。

　　媒體：美國在轉基因食品標識方面做得如何？相關法律有規定么？

　　Ropeik：沒有規定。有些公司會聲明，其產品100%沒有轉基因成分，但這只是一種吸引消費者的手段。從政府和法律的層面，并沒有對轉基因強制標識的規定。其原因在于，科學實驗認為轉基因食品和普通食品并無安全性上的差異，所以沒有要求強制標識的理由。

　　在美國，標識的做法是寫明諸如“本產品使用了轉基因技術種植的作物，詳細信息請掃描二維碼”等。標簽很小，只作為給消費者提供一個入口，欲知詳情可上網了解。擔心標注帶來的影響，其實只是問題的一個角度。在標識問題上，歐盟就犯了個錯誤，但當時公司擔心如果一下都所有產品都標識，可能都賣不出去。所以他們一個一個地標，結果使得類似綠色和平等反對者把所有火力都集中在了那一個產品上，把它踢出市場?，F在的結果就是，整個歐洲市場沒有轉基因產品了。

　　我們要提出的策略，就是希望生物技術公司在標識時，在同一時刻標識所有產品。美國政府現在就是這樣建議公司的。

　　媒體：現在有一個現象，就是很多食品，本身根本不涉及轉基因技術。比如花生油，中國現在沒有轉基因花生，但廣告里還是會抬出“不含轉基因”的旗號。這種行為是否涉嫌其實轉基因食品？即利用消費者對于轉基因的恐懼，進行不正當競爭。美國的情況如何？法律對此有規定么？

　　Ropeik：美國也一樣，法律對此也沒有規定。這個現象其實很好地解釋了世界上每個政府都在面臨的問題。這背后，其實并非一個科學上的風險性問題，而是人們的一種心態、情緒和價值觀，是這些讓人們得出結論。但是，這種情緒和價值觀同樣是真實的，同樣需要得到政府的和技術公司的充分尊重。只是這種感覺，還是要和嚴謹客觀、開放的科學討論區分對待。正是這種情緒的摻雜，使得現在越來越難以進行一些真正客觀、開放的討論。

　　轉基因風險溝通：公眾的情緒必須得到充分尊重

　　媒體：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公眾有了知情和選擇的權利，這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不安情緒和恐慌心理，但公眾對相關技術的接受度，會有所加強么？我想這種局面是有可能出現的：強制標識以后，能夠接受的人選擇相信，而懷有疑慮的仍然不信，各自選擇買與不買就好了。表面上達到了相安無事，但轉基因技術事實上并未被更多地接受，而這種情況顯然是科學家和支持者們不愿意看到的。您對此有何看法？

　　Ropeik：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完美。說的不錯，還是會有人感到恐懼。消費者群體會由此分化。接受產品的人，會影響他周圍的人，產品的接受度也會慢慢上升；而公司和科學家關注的、最擔心的，就是那些依然對產品持懷疑或不接受態度的人。就像前面說的，他們真正恐懼的，依舊是恐懼感本身。

　　這其實也關系到具體涉及到哪一種產品。比如請問一下，在中國最流行的小吃是什么？(薯片？)好，如果人們真的是很想吃薯片，他就不太會受到這種標識帶來的潛在風險影響，因為他就是想吃這個薯片(豁出去了)。但如果這個標志的產品是嬰兒用品，情況就不同了。如果涉及的是那些我們離不開的食物，比如大米、牛奶、豬肉，我們的心態又不一樣。所以說，產品本身也是影響我們的一大因素。

　　但如果政府要求強制標志，會向公眾釋放一種信號，即尊重公眾的知情權和選擇權。這種尊重感，能夠幫助政府更好地就轉基因技術和公眾進行溝通。只有尊重這種情緒，才能贏得公眾的信任和接受。這個觀點我對美國政府也一直在提，但現在還沒什么積極回應。但他們也再考慮相似的問題。美國政府覺得這技術對健康、環境、經濟等有好處，而且能提高農民收入，但也擔心消費者的情緒和反應。

　　可能大家不了解，美國人其實已食用轉基因食品有15年了。(但他們不知道？)沒標識嘛！絕大多數湯料和大豆都是轉基因的，沒有標識。美國沒有說將新技術先在別國實驗看看是否安全，而是直接就給自己的消費者用了。美國消費者對此沒覺得有什么問題——因為他們根本沒這種意識，他們甚至沒聽說過轉基因這件事兒，也不知道背后有這些爭論。他們要是想買薯片，自然還是會買。

　　風險和情感是很好的故事 但不是嚴肅的科學討論

　　媒體：在美國，輿論和媒體對轉基因是什么態度和口徑？

　　Ropeik：跟對待埃博拉、恐怖主義、飛機失事這類聽上去很嚇人的事兒的反應一樣。很多媒體的報道重點，也是在人的恐懼心態上，更注重人的感情，以及關于轉基因的那些意見沖突。但一些科學媒體和記者，會挑戰人的害怕情緒，表示這種害怕只是在忽略那些科學上的證據，這類媒體還是會從科學上進行闡釋。但人們獲取信息并不一定從媒體，還會從朋友那里，朋友對個人信息的獲取有更大的影響。

　　媒體：那么您對媒體有什么樣的建議？

　　Ropeik：要區分人們的價值觀、感情，以及真正的科學上的證據和討論。這兩方面都是很好的素材，但重要的是不要混為一談。比如有人擔心轉基因食品會導致不孕不育，這種擔心是真實存在的，報道時要尊重這種真實的擔心；但另一方面，也要指出這種擔心沒有得到科學證據上的支持。媒體報道要分別點出這兩方面因素，而政府要將它們放在一起考慮。

　　轉基因食品是一個絕好的例子，說明世界上所有國家都面臨的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怎樣認識新出現的技術？鑒于如今人類已經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所以當一個新技術出現時，人們的第一反應都非常反感。但新技術也有好的一面，中國能發展的現在，也是依賴很多新興的技術。新技術會帶來效益，也會帶來代價，二者的博弈其實是審視這一問題的一個更大視角。轉基因正好能讓大家看到，整個世界現在都權衡它帶來的效益和代價。

　　我想，中國的媒體，應該更關注中國自己在生物技術上的進展和成果。中國也有這方面的科學家，農民也有相應的需要。不要一直只關注國外如何如何，他們又比我們怎樣了，而是多關注一下自身有哪些新技術能用到農業生產上。

　　沒人能擺脫情緒對判斷的影響 要調動積極情緒

　　媒體：大眾有沒有可能擺脫這種情緒對判斷的控制？

　　Ropeik：沒辦法。

　　媒體：或者怎樣才能做出更加理智的判斷？

　　Ropeik：我想，如果我是政府要考慮推進新技術，我要考慮的并不是如何讓公眾變得更客觀，而是去迎合他們的情緒，盡量調動他們，讓他們能從更積極的角度去看待這項新技術。人們更多的還是會讓情緒主導自己，所以解決問題還是要以情緒為切入口，而非理性。

　　還以轉基因技術為例，我會告訴公眾，這項技術有很多潛在效益；我們和專家或公司合作開發這一技術，目的是為了加快研發，更快地拿出成果，就如過去我們在高鐵、核能等技術上做的一樣，為了盡快造福于百姓。這種做法或者可以照顧人們對于民族的情感，同時也能夠呼應人們對于改善生活的愿望；不要只是用冷冰冰的科學來說話。對美國政府，我也提出了這項建議。我們在美國的切入點，是老百姓希望減少在農業生產中對化肥和殺蟲劑的使用量，這也是照顧公眾的情緒。

　　媒體：那美國政府接納您的意見了么？

　　Ropeik：哦，我只是個小角色！(笑)我們知道，不管美國政府還是中國政府，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包括國際上的競爭，大數額的貿易。我的意見只是個很小的聲音。但我認為，我還是提供了一種看待問題的方法。我寫了本不錯的書(《到底有多大風險？為何我們的恐懼并不與事實一致》)，關于心理學的，里面涉及包括轉基因、空氣污染等等大眾關心的話題，你們幫我宣傳一下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