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因非法買賣中國公民信息而被上海警方逮捕的嫌疑人為一對外籍夫婦，58歲的Peter(全名Peter·William·Humphrey)為英國人，他的妻子虞英曾系美籍華人。2003年和2004年，夫妻二人分別在香港、上海成立中慧公司和攝連咨詢(上海)有限公司，主要承接境內外商業調查業務。據警方查明，2009年4月至2013年7月，兩人按每條800元至2000元人民幣不等的價格，先后向他人購買中國公民的戶籍信息、出入境記錄、移動電話通話記錄等資料數百條，并制作成“調查報告”，以數萬至數十萬元不等的價格賣給客戶。
非法獲取
數百到數千元購買一份信息
Peter、虞英曾供述，他們主要通過北京的周某、劉某以及上海的蔡某(另案處理)購買中國公民個人信息。
他們在網上將調查對象的身份證信息傳給“上家”，“上家”為其提供相關個人戶籍信息、房產、車輛以及出入境信息，還包括一些個人通訊記錄等。一般積攢夠一定數量的信息后，Peter公司給“上家”轉賬。為規避調查，轉賬賬戶也多在海外，以美元結算。Peter稱，他于2008年在朋友的派對上認識了北京的劉某，隨后雙方業務往來次數較多，大概有上百筆業務，每筆也是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
2013年1月以來，劉某突然失蹤了一段時間，后來劉某告知Peter，她因非法獲取個人信息被北京警方調查處理，已不再從事調查公司的工作。但Peter并未收手，他轉而尋找其他“上家”。經人介紹，Peter找到了上海的蔡某。Peter稱，蔡某要價比較高，每筆幾千元，因此合作僅20多次。
非法銷售
每年的收入在上百萬美元
Peter和虞英曾交代，他們的客戶主要為跨國公司、中型企業及個人，其中包括汽車、鋼鐵、制藥企業等在內的國際知名大公司。
Peter長期在中國居住生活，他通過外國商會、商業沙龍、論壇等方式招攬客戶，客戶分布德、美、英、日等數十個國家。他也接受一些中國企業和中國公民的委托。從2003年至案發，他們共做了700余個調查案例，他們稱這些項目為“案子”，每個都被冠以代號，如“鵝計劃”、“黑刺李計劃”、“馬勒計劃”、“蝎子計劃”等。每年的收入在上百萬美元，已經記不清非法獲取了多少個人信息。
據二人供述，其業務主要是商業調查，有的是對第三方公司調查，有的直接針對公民個人。虞英曾稱，這些項目約有30%需要購買個人信息資料。獲得個人信息后，Peter等人再結合網上的公開資料，電話、走訪獲得的資料等，制作成“調查報告”，提供給委托人。這些“調查報告”的價格為數萬至數十萬元不等。
對于一些復雜的調查，Peter夫婦還雇人采取跟蹤、偷拍等方式。2009年，攝連公司接受芬蘭一家客戶委托，調查公司內部一高管。Peter以一天1000美元雇人讓其跟蹤“案子”當事人，搜集到對方的出入境信息以及手機通話記錄等。
非法調查
為GSKCI調查內部舉報人
上海警方調查發現，在Peter、虞英曾的業務中，還包括葛蘭素史克(中國)公司(簡稱GSKCI)委托其調查匿名舉報者。
前日，在上海市看守所內，Peter對記者介紹，2013年4月，GSKCI業務總經理馬克銳(Mark·Reilly)、法務部總監趙虹燕等高管聯系他，委托其調查被懷疑為匿名舉報GSKCI商業賄賂問題的人，雙方約定酬金數十萬元，前期支付10萬元訂金。
Peter說，當時馬克銳并未給他提供舉報內容，還稱該內容“子虛烏有”。隨后，Peter以“蝎子計劃”為代號展開調查。
接下來近兩個月中，Peter通過購買、跟蹤、偷拍等各種手段獲取了被調查者的個人信息。
第一階段調查報告“蝎子計劃(一)”提交給馬克銳。調查結果認為，GSKCI高管對所謂舉報者的懷疑是毫無根據的。
Peter說，隨后馬克銳向其透露了針對GSKCI的舉報內容。根據十多年的從業經驗，Peter認為這些舉報大多是有根據的，“我當時發現自己上當了”，Peter說。
不久后，得知GSKCI涉嫌嚴重經濟犯罪被中國警方調查。Peter很震驚，覺得自己被馬克銳等人利用了。新京報
Peter的斂財術
1 成立咨詢公司
(承接境內外商業調查業務)
2 向“上家”購買個人信息
網上給“上家”傳調查對象身份證信息
“上家”以非法手段獲取相關個人資料
以每條800-2000元價格賣給Peter
積攢到一定數量后Peter給“上家”轉賬
3 向客戶銷售個人信息
通過商會、沙龍、論壇等方式招攬客戶
Peter接受客戶委托調查項目
結合資料、電話、走訪(含跟蹤偷拍方式)制作“調查報告”
將“調查報告”以數萬至數十萬價格賣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