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號轉網”并不是新鮮舉措。早在2006年，原信息產業部就確立了“攜號轉套餐”或“攜號轉品牌”政策；2010年和2014年，工信部分兩批分別在天津、海南和江西、湖北、云南啟動攜號轉網試點，算起來已有數個年頭；2016年12月，工信部印發《信息通信行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明確提出“推動移動電話用戶號碼攜帶服務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因此，盡管此次攜號轉網新流程依然還在試點的五省市，但透過上述兩點舉措的針對性，可以讀出兩點明確的信息：一是“攜號轉網”的全面推行不可逆轉；二是要強化“攜號轉網”用戶的獲得感。

　　無論是當初從保障移動電話用戶資費方案選擇權，還是在2016—2020年行業發展規劃中作為“提升行業服務質量”舉措，攜號轉網的政策初衷都是基于擴充用戶的“用腳投票”權利，倒逼運營商提升服務質量。然而，從此前的試點來看，用戶的整體獲得感反倒并不高。一方面，如工信部副部長羅文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談到“攜號轉網”時所言，試點過程中的確發現了一些技術方面的客觀困難；另一方面，部分運營商的轉網便利性一直以來與用戶預期有很大差距，出現了諸如“電話卡無法被正確識別”“無法登錄運營商服務站”等新問題，被用戶解讀為沒有跳出眼前利益。

　　早在2016年就有報道指出，全球已有70多個國家實施了“攜號轉網”。這意味著，作為一項基本的用戶選擇權，“攜號轉網”是大趨勢。參照這些國家的經驗，“攜號轉網”雖然帶來了用戶在不同運營商網絡之間的“遷徙”，但并不一定會導致主運營商用戶的流失。有研究指出，在日韓等國，政策實行初期的確使主運營商市場份額下降，但3年窗口期過后，主運營商的市場份額就開始保持穩定；在希臘、葡萄牙等國，這種政策反而加大主運營商的市場份額；在捷克、立陶宛等國，新政策甚至遏制了主運營商的市場份額下降趨勢。換言之，“攜號轉網”并不必然帶來運營商利益損失，反倒有可能成為新的機遇。

　　有論者稱我國“三大運營商用戶比例相對均衡”，“攜號轉網”對于行業結構的優化作用有限；還有人指出，在三大運營商資費水平差別并不明顯的情況下，用戶的“攜號轉網”受益有限。對此，一方面，必須嚴格區分的是，用戶是否有選擇權，與用戶作選擇后受益多少是兩回事，不能以后者來代替前者；另一方面，在目前的競爭格局下，“攜號轉網”恰恰突出了用戶導向和提升服務的重要性。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當運營商千方百計地想通過一些規則設計阻止用戶轉網，反倒強化了用戶的轉網意愿。

　　概言之，在宏觀政策方向不可逆轉的前提下，與其擔心新政可能帶來用戶“轉出去”所造成的利益損失，倒不如在如何吸引用戶“轉進來”上下功夫。既然政策的起跑線是一致的，無疑誰適應得更快，讓用戶看得到更多誠意，誰就更能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