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為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美國元器件和軟件供應商陸續停止供應服務的關頭，74歲的創始人任正非坐在深圳總部的圓桌前，毫無保留地面對國內媒體再次“回答一切”。

　　在這場近3小時的公開對話后，人們發現任正非這個通常通過“內部講話”和“語錄”隱現在公眾面前的人，其實是如此“陌生”。但這種陌生感令人親切：他是過去十年飛速發展但又相當浮躁的中國科技行業中的一股清流，他也是當下華為被裹挾在造神和民粹主義傾向的輿論環境里的一個理性慎思的領袖。

　　重要的是，在華為低調了32年的任正非，讓我們看到一個理性、審慎、而又充滿熱血的中國科技創新企業家，應該有的樣子。

　　熱血任正非

　　“我們這三十年都對著同一個‘城墻口’沖鋒，幾十人、幾百人對著這個‘城墻口’，幾萬人、十幾萬人還是攻這個‘城墻口’，總會把這個‘城墻口’攻開的。”

　　在一場看似云淡風輕的馬拉松采訪中，字里行間其實都看得到任正非的“熱血”。

　　他的所有回答都直接而干脆，不繞彎子，但當覺得需要舉例子講解時，任正非幾乎所有的比喻都與戰斗有關：

　　技術研發被稱為“炮擊”，研發經費被形容為“彈藥”，海思被形容為華為“坦克隊伍中的加油車、架橋機、擔架隊”，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的報告被提及兩次。

　　他還形容自己出來接受采訪，是公關部門“拿他來當盾牌到處擋槍子。“我就上戰場，我老了，打死了就算了。”但對所有提到的戰斗，他的要求都是“必須打贏”。不管這些戰斗的對手是需要攻堅的技術難題，還是其他。

　　“斗爭精神”充斥著任正非的言論和行動，更何況眼前的這場斗爭避無可避。

　　盡管中國的科技和互聯網公司一貫擅長斗爭、熱衷斗爭，但人們以往熟知的，是“3Q大戰”、“百團大戰”和“單車之戰”等同一量級的民營企業之間的爭斗。而這一次，華為和任正非面對的是一個“力量懸殊”的對手——咄咄逼人的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政府。這是中國科技創新企業未曾直面過的斗爭。

　　在這樣的對手面前，你看不到任正非的無力感。

　　“我們不會像中興那樣，在美國的要求下，更換我們的管理層，也不會接受他們的監管。”任正非說。“美國政客做這個工作可能低估了我們的力量。”

　　“其實我們犧牲了個人、家庭，犧牲了陪伴父母……，這些都是為了一個理想——站到世界最高點…為了這個理想，我們與美國遲早有沖突。”

　　在任正非的眼里，美國的封鎖是因為對方無法爭奪華為掌握的5G戰略高地，這是他“樂觀主義”的源泉，以至于有了斗爭越殘酷越興奮的感覺。這種斗爭精神，要有熱血支撐，也是一家中國科技創新企業、一位中國科技創新企業家的生存和發展本能。

　　好一個充滿熱血和斗爭精神的任正非。

　　未雨綢繆任正非

　　在禁令之后，美國政府接著出臺了針對華為的 90天“臨時許可”。當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記者問任正非華為該如何利用這個”窗口機會“時，任正非的回答令很多人頗感意外：

　　“90天對我們沒有多大意義。”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我們最重要的還是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美國政府做的事不是我們能左右的。”

　　這并非一種虛張聲勢的強硬，背后是華為和任正非的未雨綢繆和“理性算計”。

　　任正非很清醒：美國這次授予華為的“臨時執照”，其實跟華為關系不大，只是為了給美國企業一定的緩沖期，減少美國公司的損失。更重要的，任正非對華為的核心技術，有理性算計過的自信。他管理下的華為，10多年以來一直未雨綢繆。

　　核心技術領先世界要靠研發投入。根據華為的財報，2018年華為研發投入達1015億元，占總收入的14.1%。近10年，華為累計研發投入超過4800億元。而即便這樣的高投入，也依然無法讓任正非滿意，他每年都批評常務董事會“利潤增長太大，戰略投入不夠”。

　　任正非對華為的技術布局十分清晰。在所有業務都要保證可持續的基礎上，核心技術必須要做到世界第一。也就是他口中所謂“越高端，備胎越充分”。至于一些邊緣技術，則會戰略性放棄。

　　“在最先進的領域（美國的禁令）不會有多少影響，至少5G不會影響，不僅不影響，別人兩三年也不會追上我們的。”任正非說。

　　這種自信靠的不是自我催眠的幻覺，而是事實。在數十萬人甚至上百萬人聚集的場景下，華為提供的通信網絡可以保證流暢運轉。“我們通過給客戶提供優質服務來解決我們的形象。我們已經很先進，客戶一用就知道多厲害了。”

　　而對人們關注的海思芯片的“備胎”戰略，其實早已經在華為內部被頻頻提及。在美國的“封鎖令”發出后，人們發現華為在芯片、操作系統等關鍵技術上，都已經做了一定的準備。因此即便美國的禁令繼續下去，華為也不會有死掉的危險。

　　“我們肯定能繼續為客戶服務，我們的量產能力還是很大的，并沒有因為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受到多少影響，我們在全球的競標還是在前進。增長速度會減慢，但是不會造成我們公司負增長，或者對產業發展帶來傷害。”

　　“總是挨打，就覺得有危機了。”任正非如此說。在危機下，華為營收連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長，在2018年突破了千億美元。

　　“我的主要精力是研究公司內部存在的問題和關注世界相關領域技術，確定我們戰略上哪些有錯誤。”

　　這是一個未雨綢繆、精于審慎算計，對華為技術現狀了如指掌的任正非。

　　清醒任正非

　　不同于外界對美國禁令的驚詫，任正非對這一天的到來并不意外。

　　“我年初判斷這個事情的出現可能是兩年以后，因為總要等美國和我們的官司法庭判決以后，美國才會對我們實施打擊，無論結論怎樣，（美國）都會對我們打擊。這樣我們還有兩年時間，足夠準備。由于孟晚舟被捕，就把‘導火索’時間推前了。”

　　隨著封鎖加緊，很多人習慣性認為，美國在打擊華為這件事上依然對歐洲等“盟友”擁有一如既往的號召力，擔心整個產業鏈都會被破壞。任正非的判斷有所不同：他知道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華為有最適合歐洲的技術，比如能裝到歐洲老城下水道里的5G裝置。“這樣的方便對歐洲最適合…在工程費用上在歐洲還可以降低一萬歐元”，任正非在采訪中舉例。

　　正是基于這種對商業邏輯和基本規律的相信，任正非才能說出這樣的判斷：“每個國家有獨自的利益，美國不會有那么強大的力量號召所有人都跟它走。”

　　既然斷定了是朋友，可以團結的就要團結。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弄得少少的。

　　在美國政府的禁令發出后，一些圍觀者熱衷于高喊“華為不需要美國”，對“斷供”的美國科技企業——如谷歌、高通、德州儀器和英特爾等展開了無差別的攻擊。在這種情勢面前，任正非顯出一個優秀領袖的冷靜和理性：“我們永遠需要美國的芯片，我們能做和美國一樣的芯片不代表我們就不買了。”

　　他清楚如果華為想獲得更快的發展、更高的產能和更堅不可摧的市場影響力，全球的供應商和合作伙伴，包括美國的供應商和合作伙伴，都是必須團結的對象，也是能團結的對象。

　　為此，任正非提醒人們對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進行區分，美國企業是和我們“同呼吸共命運的”，30年來幫助了華為很多。美國科技企業是團結的對象，要反對的是美國政客們。

　　這樣的任正非，會有更多的朋友，更少和更精準的敵人。好一個清醒的、不受狹隘民族主義輿論絲毫影響的任正非。

　　真正的全球化企業家任正非

　　事到如今，任正非面對的問題早已經不只是華為的問題，而是一場關于人類科技創新究竟應該被誰掌握、怎樣發展、造福于誰的斗爭。

　　令我們與有榮焉的是：這一次站在代表著進步方向一邊、擁有強大核心技術自信、堅信開放與全球合作、拒絕被狹隘的民粹情緒所裹挾的，是一家響當當的中國科技創新企業。

　　在美國的禁令中，任正非依然相信這只是短暫的波折，全球化分工才是未來：

　　“我們不能孤立于世界，應該融入世界。我們和美國公司之間的友好是幾十年形成的，不是一張紙就可以摧毀的。”

　　“我們還是會保持跟美國公司的正常貿易，要共同建設人類信息社會，而不是孤家寡人來建設信息社會。”

　　這樣的思考和言論，相較于美國政府一些人士堅守的、曾在20世紀上半期一度流行的孤立主義和脫鉤主義論調，高下立現。

　　在國內，在眼看著雞血上頭的又一場全民造神沖動中，任正非保持著冷靜：“我從來不是什么民族英雄。”

　　對“愛國”和“華為”的關系，任正非特別強調：“不能說用華為產品就愛國，不用就是不愛國。華為產品只是商品，喜歡就用，不喜歡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掛鉤。”

　　他指出：“千萬不能煽起民粹主義的風。”

　　在與媒體的談話中，任正非拒絕人們對華為及他自己的妖魔化或是神化，他只把自己看作一個企業家。而對當下的中國科技創新企業，盡管經歷了奇跡般發展的10年，但仍然處在一個需要普及常識和強調理性的階段。“我認為，我們最重要的是要要冷靜、沉著。熱血沸騰、口號滿天飛，最后打仗時不行也沒用，最終要能打贏才是真的。”

　　對華為來說，“能打贏”意味著在禁令和美國政府不斷游說歐洲的壓力下，鞏固和收獲更大的全球市場，它需要一家科技創新企業和一位科技創新企業領袖的全球化視野。在對民粹主義的警惕，對全球產業鏈分工的堅信，對包括美國在內全球合作伙伴的尊重和信任，對全球貿易契約的恪守等方面，華為證明了自己是一家真正的全球化企業，任正非證明了自己是一位真正的全球化企業家。

　　但沒有人會懷疑，華為同時也是一家響當當的中國科技創新公司，任正非同時也是一位響當當的愛國者。

　　人們看到了一個熱血、理性和審慎的中國科技創新企業家應該有的樣子，看到了一家自信、開放和靈活的全球科技創新公司的中國范本。這是信心和力量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