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十年中，在政策的引導、資本的助推和創業者的拼搏之下，中國迎來了又一輪創業創新的浪潮，新技術和新模式層出不窮，誕生了一批又一批“獨角獸”新貴。當然，其中也有佼佼者成長為國際巨頭，登上全球科技競爭的舞臺。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十年間，我們堅持以改革促創新，最大限度激發各類創新主體和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創造性。”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的“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上，科技部部長王志剛如是總結。
近年來，隨著“硬科技”的崛起和“專精特新”的大發展，創業者也變得越來越“硬核”，甚至有大批科學家“下場”，親身探索解決科技成果轉化這一“老大難”問題的新模式和新路徑，把過去只能擺上書架的科研成果，變成產品擺上貨架，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也滿足人民需求。
王志剛也表示，近年來科技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取向就是加快建立科技成果的轉移轉化體系，打通科技、產業、金融之間的通道。為此，大幅度增加了科技人員成果轉化收入的獎勵力度，全面下放了科技成果的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還開展了賦予科研人員成果所有權和長期使用權的試點。
更大力度的政策扶植，更健康的資本助力，還有懷抱更大夢想的創業者……種種跡象表明：我們正走向一個圍繞“硬核創新”更高質量的創業新時代。
高校專利產業化率僅有3%，立法鼓勵科研成果轉化
雖然我國從2019年至今，在專利數量上連續排名全球第一，但根據今年7月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2021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顯示，2021年，我國有效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35.4%，其中，企業有效發明專利產業化率達46.8%，科研單位為15.6%，高校僅為3.0%。
這意味著，我國有大量的科技成果最終只能“沉睡”在書架上，這與歐美國家差距非常大。比如，在上世紀90年代，受《拜杜法案》等政策的推動，美國大學的專利轉化率從5%左右一度攀升到80%以上，之后有所回落，但也在50%左右。
有分析認為，《拜杜法案》是美國科技產業得以快速崛起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因為該法案把國家科研基金資助下取得的科技成果、專利發明的歸屬確認權，下放給了大學和科研機構，這就大大提高了科研成果轉化的效率和科研人員的積極性。
當然，我國也一直在不斷探索解決科研成果轉化的體制機制問題。最受矚目的就是2022年1月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以下簡稱《科學技術進步法》）正式實施。
修訂后的《科學技術進步法》最鮮明的變化就是放權賦能，擴大科研機構自主權。比如明確了“探索賦予科學技術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者長期使用權制度”，“鼓勵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構、高等學校、企業等采取股權、期權、分紅等方式激勵科學技術人員”，“科學技術人員符合條件可以從事兼職工作獲得合法收入”……
過去，高校、科研機構做科技成果轉化和科學家創業往往會面臨一個普遍而關鍵的困擾，那就是知識產權的歸屬問題。因為如果技術專利屬于科學家在職期間的職務發明，原則上就應該歸屬國家或者所任職的大學、研究機構。
但當高校和科研院所要對這些技術專利進行市場化，科學家要帶著技術專利去創業時，一個必需的前提就是這些技術專利要擁有完整明確、清晰無爭議的歸屬。
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授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過去這種歸屬權的確認往往要經過層層上報，多部門審批，流程復雜而漫長，有時候甚至要兩三年，這會導致流程走完后，該技術可能在市場已不具有先進性甚至都要被淘汰了。
“新修訂的《科學技術進步法》把知識產權歸屬的確定權很大程度下放給了大學和科研機構，這是一個非常重大和積極的變化，也是我們呼吁了很多年的事情。”該教授說。
從“冷板凳”到“熱風口”，創投圈“瘋搶”科學家
資本的嗅覺是敏銳的。當政策導向和產業規律都指向了一個方向，資金也會涌向那里。“VC正在瘋搶科學家”“科學家創業潮到來”…… 隨著資本投資的重點轉向“硬科技”領域，相較于過去互聯網、新消費領域的做模式創新的創業者，手握硬核技術的科學家和科研人員“下場”創業的比例大大增加了。
因此，過去十年磨一劍只為原創核心技術的科學家們不再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而是站上了資本追捧的“熱風口”。在創投圈甚至形成了一套新的方法論，即從PI到IP再到IPO，意為先找到一個學術帶頭人（PI），在其科研成果中選擇一個開發成創業項目（IP），然后帶著這個項目去上市（IPO）。
無論是盤點一級市場上風險投資機構出手押注的創業者，還是二級市場敲鐘上市的“獨角獸”創始人，越來越大比例的、國內或國際科研院所的掌握核心技術的科學家和科研人員會選擇通過創業來完成技術轉化。
“科學家的創業時代到了，科學家+數字革命+能源革命是未來10年乃至20年最重要的特點，會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把自己的科技成果轉化成生產力，為社會創造價值。”英諾天使基金創始合伙人李竹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2013年，為了支持校友創業，同時也是看好從Lab（實驗室）到Market（市場）的機會，李竹和幾個清華校友共同創立了英諾天使基金。目前，英諾天使已投資超過500個創新項目，有30%的項目都來自清華。
科學家“孵化”科學家，“導師+學生”投資創業模式興起
政策機制上卸掉束縛只是第一步，要想完成科技成果的成功轉化，除了將科學家和科研人員“扶上馬”，還需“送一程”。畢竟，即使在創投環境相對成熟的美國，高校教授創辦公司失敗率也超過九成。“硬科技”不僅抬高了創業者的門檻，也提升了對投資人的要求。
“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由政府引導，通過市場化運作，以發展有‘硬科技’特征的創新創業生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博導、北航機器人研究所名譽所長、中關村智友研究院院長王田苗教授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時說。
作為國內頂尖的機器人專家，王田苗不僅是一位科學家，還是一位孵化多個科學家成果轉化項目的創業導師。在中國機器人領域，一直有“南湘北苗”的說法，另一位是指香港科技大學的李澤湘教授，他們兩人都被稱為“教授投資人”，投資和孵化了眾多機器人領域的優秀創業公司。
王田苗認為，“硬科技”創新創業項目主要來自三個渠道。一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他們擁有高門檻的核心技術，比如國家重大基礎研究項目，可以拿出20%～40%進行成果轉化；二是大企業拆分出的團隊，這種創業團隊不僅了解技術，而且有管理和市場經驗，目前看成功率是比較高的；三是海外回國人員，把在海外學到的、了解到的技術和模式帶回國內。
但王田苗認為，目前的主要問題是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成果轉化比例低，成功率還不高。“有些帶著一流科技成果的一流科學家，由于缺乏市場管理、團隊管理的經驗，以及對客戶需求的理解，尤其是缺乏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全職CEO，變成了三流的企業家?？茖W家的創新往往是從技術本身去理解的，但企業家則需要從市場、從客戶角度去設計產品，但這種思維轉換是比較困難的。”他說。
基于此，王田苗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給出了兩個建議。一是相當一部分成果轉化可以通過直接出售專利給大企業的模式實現，比如華為、阿里等與很多大學成立了聯合實驗室，由大企業在其市場環境中將技術進行產品化、市場化。
二是目前被實踐證明效果比較好的“學生+導師”的創業模式，就是以學生為創業的主體，老師作為首席科學家或名譽董事長參與創業。“對于科學家來說，愿意辭職或者停薪留職去All-in創業的，目前看數量并不多。”王田苗說。
當然，這種模式下，也需要投資機構和創業孵化器作為助力，幫科學家尋找合適的創業伙伴作為CEO，搭建管理團隊來運作公司。
王田苗認為，現在確實是一個科學家創業的好時代，但需要多方共同探索科技成果轉化的新路徑、新模式，比如科學家+學生+吸納信任并且有商業格局領導力的CEO，可能是一條值得探索的思路，當然也需要相關體制機制上的進一步配套和完善。
于是，王田苗既作為學術導師，指導學生從事基礎研究，而隨著國家對科技成果轉化的鼓勵，他又變成了創業導師，通過自己的經驗、資源、認知來輔導學生。已登陸科創板、市值近300億元的九號公司、國產手術機器人企業柏惠維康、協作機器人公司艾利特……創始人都是王田苗的學生。
“更高質量的創新體系應該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走向世界的科技龍頭企業；二是作為先鋒隊和生力軍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他們能支撐大企業，也能成為未來的龍頭；三是國家重點實驗室和高校院所的創新中心，從事底層的前沿科技基礎理論研究。”王田苗說。
責編 | 郭霽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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