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經濟學界圍繞產業政策問題展開一場激烈論爭。論爭最初在林毅夫教授、張維迎教授之間進行，雙方論辯的焦點是產業政策是否有效和必要、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場在產業發展中的作用。一些經濟學家也就此問題紛紛發表各自看法。

　　我們應當為那些理性務實的言論點贊！思想碰撞帶來的思想解放是最難能可貴的，過去幾十年我國不少重大改革的出臺，都得益于相關討論的智慧啟迪。同時，又要盡可能避免正能量的論爭變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無交集爭論。自上世紀80年代我國引入產業政策以來，相關討論一直在進行，似有必要對這場討論聚聚焦。

　　純粹從經濟學理論的角度討論產業政策，容易陷入“教條的窠臼”，而脫離理論談論產業政策，又可能產生無所適從的“尷尬”。將理論與實際有機結合起來，以問題為第一導向，聚焦并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與基本問題，是當前最為迫切的需要。

　　我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常態，既面臨需求側問題、更面臨供給側問題，既面臨周期性問題、更面臨結構性問題，關鍵是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焦點是要加快經濟發展動力從要素和投資驅動為主向創新驅動的戰略轉換，推動我國從人口紅利時代盡快轉入“人腦”紅利時代。

　　創新已成為引領我國發展的第一動力，成為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牛鼻子”。創新驅動發展的“新引擎”發動不起來，我國經濟轉方式、調結構就無從談起，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實現可持續發展也無從談起。

　　對創新這個第一動力而言，政策是工具。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們應把“是否有利于創新”作為檢驗產業政策的第一標準。有利于創新的改革政策，我們要加快推進；不利于創新的產業政策，我們要堅決避免。

　　對于過去實施的產業政策，需要歷史地、辯證地看待，不能“一棍子打死”。在我國對先進國家發力追趕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市場發育不充分的情況下，相關產業政策具有積極作用。

　　實際上，即使到了今天，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除在公共、基礎等領域發揮政府作用外，對前期投入大、周期長、戰略必需的重大創新領域也注重發揮國家政策和投資的引導功能。

　　當前問題的關鍵是，我國發展的階段特征發生重大變化，對創新特別是科技創新的需求前所未有的迫切。以前可能有效的政策在新階段未必適用，一些甚至成為了障礙。特別是科技創新“說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現象仍然存在，必須從體制機制和政策上加快突破。

　　總的來講，新形勢下我國是否需要產業政策、需要什么樣的產業政策已無須“過多糾結”，因為我們已經確定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向。

　　我們亟須做的，就是把握好“是否有利于創新”這一基準，避免異化市場“決定”作用和政府“更好”作用的產業政策，更多運用普惠性、服務型、法治化政策，減少選擇性、介入型、行政化政策，消除創新中的“懶人”現象，讓各方面的創新力量真正行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