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行了18年的《城市出租車管理辦法》正式被廢止，引來社會各界關注。但并不像一些觀點認為的那樣，這一管理辦法廢除了，出租車行業就陷入了監管空白、網約車一下子就全無法律爭議了。實際上，管理辦法廢止主要是著眼于不同部門管理范圍的調整，而進一步理順相關制度框架：在1997年該辦法頒發時，正是建設部和公安部負責管理出租車行業，而眼下這方面的職能早已劃歸了交通部門。正因為此，與其說辦法廢止是為了解決網約車“身份焦慮”的面向未來之舉，不如說主要是為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當然，看到這層背景，仍然不能阻止大眾對于網約車合法性爭議的關切。公眾的關注本身，就說明了社會現實和公眾輿論已經發生了改變。法律法規等社會治理工具，必須建立在特定的現實基礎之上，當社會現實變動了，社會治理體系也需要發生聯動。因此，盡管此次辦法廢止并不能直接看作對網約車“合法化”的表態，但廢止決定之舉本身，恰恰自證了社會治理工具隨著社會現實而發生了變動：出租車行業的管理機構，從住建部門和公安部門轉移到了交通部門，事實上近年來也是由交通部門具體執行相關職能，管理規定自然要隨之做出調整。既然這一聯動能夠成為現實，我們也有理由期待，交通部門對出租車行業現行的管理方式，也可順應變動而發生改變。在日前的全國兩會上，交通部長楊傳堂就表示，不會對網約車“一禁了之”，將“量體裁衣”設計新的管理制度，依法合規鼓勵新業態規范發展。換句話說，交通部門對出租車市場的管理理念，正在醞釀變革。
出租車市場如何管理，其實只是局部的、暫時的問題，從這個具象問題背后延伸出來的抽象議題——制度框架如何“與時俱進”才是長期的、全局性的重要問題。網約車之后，還可能有更先進、更顛覆的出行模式；網約車之外，教育、醫療、科技等各方面，同樣面臨管理模式滯后于變革創新的共性問題。舉一反三，謀劃好制度框架聯動社會發展的動態更新能力，比單純研究怎么管好網約車，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