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但這句話早該修改為，“東西南北中，發財到珠三角”，在某種意義上，廣東就是珠三角，珠三角就是廣東。這就是經濟絕對優勢攜帶的話語權對人下意識的影響。廣東就是這樣的中心很小一塊區域富裕，粵北山區和東西兩翼滯后和脫節的省份。每當外省談及“富裕發達”的廣東，非珠人士想必會心情復雜，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廣東的地域貧富問題以及突破的可能。
一、回顧
聊廣東前，不妨回顧幾篇文章：
在筆者之前《小鎮做題家的歷史進城》觀察到，在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后四十年，分層逐漸從前三十年的：1. 國營重點廠礦院校——2. 大中型城市——3. 工業化縣區——4. 廣大農村，逐漸轉變為帶有地區概念的：1. 北上廣深所謂一線——2. 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國家級城市群——3. 省會城市與較大的地級市——4. 三四線城市——5. 中西部縣城和鄉村。
同時結合東比西好，南比北好，口岸比內陸好的概念。值得一提，這個過程中單位制的解體使得市民階層轉向認同地域共同體，這也是為什么人們喜歡就城市之間展開罵戰的心理基礎。
就為什么會形成這種分層而言，上篇《潤學三問》也提到過一個重要的觀點，即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存在著中心—邊緣的發展極為不平衡不平等的構造，而事實上，深深嵌人世界體系的中國，亦會在其內部復制部分的國際秩序的結構。
體現在我國地區的不平衡發展上：接近世界市場的沿海先發地區，最初容易接收來自核心國的加工業轉移，然后獲得產業資本的積累和集聚，而后發地區則成為前者的廉價勞動力輸出地，并一定程度上淪為商品輸入地(看淘寶發貨地點可知)。
當然，從內部而言，這種地區概念的分層也是政府最初采取的發展戰略的結果。
除卻率先實施“三來一補”，吸引外資，一是進行價格改革，東部沿海以市場價格出售商品，而內陸的工業地區則采取限價政策，形成“剪刀差”，使沿海地區以自己的終端產品在國內獲取暴利;二是通過內陸地區農村土地保障，為地方政府“GDP競賽”減少后顧之憂：對于沿海地區來說，只要進行產業擴張，就有源源不斷的勞動力涌來;反之若調整產業，失業的農民工可退出回農村。
以此，加速了廣東等地大規模專業化產業集群的形成，即為“世界工廠”。
二、富廣東
廣東在1970年代末起，到本世紀初，憑借毗鄰港澳的地緣和成本優勢，成為了體系自身運動和地域傾向性政策的最大受益者。雖然歷史進程很重要，它可以告訴我們去哪可以富，但身處其中，當時誰也不知道大膽接入資本主義要承擔什么的風險。在躊躇之際，彼時最有活力的不是省城廣州，而是特區與政治中心的緩沖區域。
在70年代末，也就是這些緩沖帶地區：順德就“先斬后奏”引進了最早的“三來一補”企業：大進制衣廠;歷史上長滿莞草的縣城和香港配合打造“前店后廠”，虎門的村民們紛紛籌措土地迎接潮水般涌入的工廠;中山依托國營企業的強勢，使其迅速從佛山地區獨立出來;而此時南海的五金、內衣、襪子、摩托已占據省內很大份額。
在90年代它們成為威名遠揚的四小虎，當地人通過海外關系引進來料加工的設備技術，建立起了產業配套關系，集中在一定區域內，逐漸形成了專業鎮集群的發展模式。鎮里工廠和自建房的犬牙交錯，穿行其中別串鑰匙收租的慵懶本地人構成了外地人對“富廣東”的映像。
本世紀初到現在，經過近三十年資本積累，珠三角的“雁陣”式發展格局已然形成：“前店”被廣州、深圳取代，它們是總部經濟所在，同時發展高端制造;佛山東莞惠城是高效益“后廠”，依靠廣州深圳的龐大市場做好自己的制造品牌;中山江門肇慶則守住中低效益的“后廠”;一些百強縣負責撿漏產業;其他粵北和兩翼市縣則做好資源和第一產業的保障。
可以說，“富廣東”能保持如此強勁的產業升級的動力就是源于此，當然這里面以遲滯為代價轉移到了“窮廣東”。
按照這套產業格局來看，即使是作為“富裕廣東”的珠三角，也是存在梯次的：
省城核心區(天河)和深圳，享有最高的利潤率水平，對金融資源具有顯著的虹吸效應，屬第1檔次;如果考慮到社會發展程度，他們之下是珠海(除斗門)，算1.5檔;南番順和莞城，還有廣州的非核心區，在第2檔;惠州市區依靠深圳的外溢，而中山被封印在產業升級前的琥珀里，算一個層級;江門沒有維系好資源優勢，和肇慶市區一樣淪為4檔，被戲稱為大灣區的倆湊數的養老城市。
說富，當然得說說廣東的先富們。
改開最大的一部分受益人，就是那批很早來到深圳抓住機會，享受到第一批紅利的人，他們可能成為私立醫院院長，保險和咨詢公司的高管，股票投資人，996的倡導者，這里簡化為大城市精英。
作為資本在區域的代理人，大城市精英們不斷推動城市空間的再生產和再結構，順應資本主義的路徑，在城市內部制造著士紳化的空間，將部分土著和外地打工人排斥出這些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代理人中有很多是粵東潮汕籍老板(深圳近40%資金來自潮汕)，也不乏其他“窮廣東”來深圳奮斗(陽江老板)，混得好的也很多，但去了深圳就是深圳人，納的稅也不是家鄉的。
那么廣府人內部的劃分呢?
一個常見的誤解，像廣州老三區的“老廣”是一群有錢人，實際上老廣基本上是改開前的體制內員工，一些孤寒小市民，要么住磚木結構的祖屋，要么住單位福利房。買商品房就得月供著。他們的兒女們多半競爭不過新廣州人，甚至維系階層再生產困難，很多淪為了服務業無產階級。
總體來說老廣身處大城市有這大城市人的紅利，以至于貧窮率低，算不什么大富(移民澳洲、加拿大的老廣另說)，他們不如曾經瞧不起郊區的農村人有錢，后者也就是我們說的包租公。
這些村民，有因為CBD和新城建設拆遷致富的，如獵德佬、冼村佬，有前期通過各種手段積累了大量的土地，租給工廠。其他差點的村民則是有幾棟自建樓，早些時候乘著政策不完善建到十幾層，樓里加裝了電梯，然后出租給附件上班的外地人，一年租金也能來個百萬，還加上村里的分紅。
這就是珠三角本地食利階層的典型，什么“不要小瞧廣東穿白汗衫大拖鞋的人，因為你不知道他們多有錢”的迷思流傳于打工人中間(穿拖鞋是天氣濕熱，不露富很大原因是九十年代綁架案很多，綁匪專門瞄準有錢土著，外露財富容易惹來災禍)。
以上，構成了“富廣東”的基本面。
三、窮廣東
廣東是貧富差距最大的省。
不少珠三角的朋友們興許會記得在學生時代組織捐款扶貧從來不出省，一般去向是粵北的山卡拉。從數據來說，整個非珠地區只占廣東GDP約20%，經濟差距20多年并沒有多少改變，而且有繼續加劇的趨勢;人均這塊，非珠地區人均GDP比貴州省要低，單獨建省恐怕會在全國墊底。
如果從深圳開車去湛江，經過廣佛、肇慶、云浮、再到茂名，不到10小時的車程，沿途的風光，從高樓林立的現代化都市，到煙囪遍布的工業地帶，穿過無數的山地隧道，最后抵達菠蘿的海。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中國的縮影，更生動地詮釋中心到邊緣的內涵。
先說說粵北。占據廣東面積40%的粵北山區，前三十年作為廣州的大后方，布局了許多重工業。其中心的韶關曾是廣東第二大城市。當珠三角再進行終端消費市場改革的時期，韶關像當時東北城市一樣，轉型困難。
同樣是作為粵北的河源市離珠三角不遠，市區是塊平原，倒是不像其他粵北地區有山地限制，可惜的是，從河源這個地名能看出：它是要給珠三角和香港提供飲用水的地方。因此，河源被限制發展工業。在2019年時筆者看央視，新聞略有成就感地介紹河源拒絕了300多家企業?；洷弊鳛橹槿呛蠡▓@的命運，短期內很難改變。
如果說粵北整體因為地形崎嶇、水源詛咒，逃不脫作為后花園的命運，那么東西兩翼的貧窮并不是平原(工業用地)不夠多，不沿海而造成的。代表城市湛江有著優良的港口，潮汕有特區的政策和僑鄉背景。實際上，最開始珠三角、粵西、粵東，是處于一個起跑線上。
雖說在內部形成雁陣有省府有意設計的成分，但各區域自身奮斗也很重要。在群雄并起的時候，湛江神奇地提出了“兩水一牧”的口號，將精力用于搞水產、水果和畜牧。成果不是沒有，湛江生蠔和羊肉煲已經聞名于珠三角大排檔，雷州半島種出了菠蘿的海，但經濟增速就此拉下了。
醒悟過來的湛江又企圖掙快錢(大概因為正常路子已經沒有競爭力)，邊境不設防，欲把打私辦變成走私辦，最終釀成了轟動全國的“九八98大案”(經查走私貨值達到一百億以上)，來自國家層面的重拳把剛起步的投資環境砸稀爛。在入世大發展期間只能安于軍港定位，在中國大陸隱秘的角落上。
粵東有特區加持，潮汕人頭腦靈活，起初汕頭增長迅速，做玩具、服裝、電子等輕工業并不比珠三角差。和當時很多沿海城市接入資本主義一樣，免不了“燈下黑”，騙稅騙匯成風。坊間消息里的“火燒欽差”(存疑)被視為汕頭地方宗族勢力猖獗的象征，后續處理也被視作中央開始拋棄這個特區的標志。
不過以同樣因為某大案而陷入“失去十年”且宗族含量不低的福建來看，汕頭持續的低迷和中國入世后，缺少對接中部廣大腹地的鐵路干線有關。一個規律：入世以后，沒有腹地的沿海城市，在新世紀逐漸把自己變成了沿海大城市的腹地。
總結來說，珠三角的最大地緣優勢在于毗鄰港澳，而輕工業化的成功又與珠三角長期以來鄉土社會的運行架構相契合。某種意義上，它是天選之地，不富起來才有問題，但對接資本主義的體系下的產業安排，也是講辯證法的。富廣東的富，背后是窮廣東的人次流失嚴重，戰略規劃也要服務于珠三角地區。
粵北的犧牲，和粵東西兩翼的低飛，未嘗不讓人嘆息扼腕。具體到這里每一個被輸出的勞動力，雖然都頂著最富裕的廣東省籍，但和我們這些湖南來的、江西來的、廣西來的，沒有任何區別，同樣住在不采光的城中村里，貢獻房租，無枝可依。而富廣東的老市民和房東們謀劃著二胎、三胎，這種參差，很長一段時間是我們現代化的注腳，但遠遠談不上是唯一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