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在小米二季度財報分析會上，小米集團合伙人、總裁王翔對于小米在印度遭遇稅務調查的最新進展作出回應，他坦言還有一部分被凍結資金正在交涉中，而小米在印度的業務還在正常進行當中。
這是中國手機出海印度在今年集體遭遇波折的縮影，自2021年年底開始，中資手機企業在印度遭遇稅務調查的消息不斷傳來。去年印度曾封禁一系列中國App，今年輪到了中資手機企業。
中印關系的復雜現狀，以及印度對于自身經濟發展的野心，都讓印度對于已經占領本國手機市場七成以上的中資手機企業態度出現了變化，但是市場規模僅次于中國的印度卻讓任何一家手機廠商都不愿離開。
面對印度市場，中資手機企業同時面臨極大誘惑和極大不確定性。而外界的疑慮是，在世界經濟愈發割裂的今天，中資手機企業還能在印度走多遠？
2015年4月23日，小米在印度新德里舉辦首次境外發布會，推出面向印度的多語言小米4i。發布會后，與會者排隊免費領取小米手環。圖/視覺中國
遭遇印度“普查”
當地時間8月3日，印度稅收情報總局（DRI）發布公告，通過對vivo印度公司工廠的搜查，發現其在進口某些用于制造手機的產品時，作虛假申報以獲得免稅優惠，合計221.7億盧比，vivo印度公司已經自愿補繳6億盧比關稅差額。
就在一個月之前，印度執法局（Enforvement Directorate）以涉嫌違反《防止洗錢法案》搜查了vivo印度公司和23個相關公司，指控其將12.5萬億盧比的銷售額中近一半匯出印度，目的是造成vivo印度公司巨額虧損，避免繳稅。
一個月之內兩次遭遇稅務調查，vivo的遭遇是中資手機企業今年以來在印度遭遇的縮影。2021年年底，小米、OPPO遭遇印度稅務局（Income Tax Department）突擊檢查，被指存在多重稅務問題，此后半年多時間里，小米、華為、OPPO、vivo等中資手機企業先后遭遇印度政府不同部門的稅務調查。
所受指控大多相似，如DRI在公告中提及vivo存在的問題，也曾被用以指控OPPO逃稅，DRI稱OPPO在進口手機零部件時故意錯誤描述，獲得298.1億盧比的關稅減免。出于鼓勵手機企業將零部件產線遷移至本地的考慮，印度針對不同手機零部件設置不同關稅。
“‘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是印度法律運行的普遍現實，印度的法律框架導致很難有企業可以實現充分的合規經營，由于印度相對是‘小政府’，人手和精力不足，很多時候將合規義務簡單粗暴地推給企業。”印度大恒竺成律師事務所中國事務部顧問李欽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印度政府重點“關照”外資企業，不光中資，歐美企業在印度也經常遭遇來自政府的執法檢查，并且不少外資企業與印度政府之間存在漫長的法律爭議。
盡管如此，延宕半年的針對中資手機企業的稅務調查仍顯得不同尋常。
2019年4月，印度加爾各答的一家小米零售店。圖/視覺中國
“對于印度中資手機企業而言，這一輪稅務調查是一次‘普查’，對其他外資企業、行業的稅務調查，更多是‘抽查’。”印度中資手機企業協會秘書長楊述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而小米、OPPO、vivo等僅是遭遇稅務調查的中資手機企業的一角。楊述成回憶，這一輪稅務調查始于2021年年末，今年五六月是高峰，8月趨于平緩，只有若干個案仍在持續調查，“普查”已經結束。據他估算，約有六成中資手機企業遭到稅務調查，除去知名的手機廠商，還包括為數眾多的手機供應鏈企業。
多位受訪的印度中資手機企業人士認為，這一輪稅務調查對企業造成諸多影響，有企業的負責人直接被帶走接受調查，一些公司的賬戶被封，直接導致企業清關、發放工資困難，同時，企業還被要求繳納高額罰款。但是他們均強調，這一輪稅務調查并未觸及印度中資手機企業的根本。
4月底，印度執法局扣押小米印度公司555.1億盧比資產，小米印度公司隨后訴至法院，法院多次延長其銀行賬戶解凍期，并放寬賬戶用途，可以用于對外匯款。有中資手機企業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相比于vivo，小米、OPPO已經經歷不止一次的稅務調查，積累了一定應對經驗。
楊述成也告訴記者，印度上訴流程較為漫長，但從另一方面講，真正落實到罰款這一步也比較困難。“印度社會有很多灰色地帶，可以通過協商解決一些問題。”
2019年4月，印度哈里亞納邦古爾岡市，街頭的一家手機店銷售有OPPO等諸多品牌。圖/IC
相比于稅務調查，楊述成更加憂慮簽證的發放，將其稱為“在印中資手機企業面臨的首要困難”。“因為對等原則，當前印度發放的簽證數量極為有限，但是中資手機企業需要大量管理、技術人員到印度，需要動用私人關系打通關節，付出大量金錢和時間才能獲批數量有限的簽證。”
目前需要獲取簽證的人數高達數千人，在2019年高峰期，中國在印度手機產業鏈的管理、技術人員約為1萬人，目前僅剩下1000人左右。
稅務調查、限制簽證，被解讀為印度對中資手機企業不再友好，這背后是印度對中資的警惕。2020年4月，印度發布FDI新政，要求與其接壤的國家投資印度前，需要經過審查，針對中資的意味明顯。2021年，中國企業對印度非金融類直接投資下跌近70％，僅剩6318萬美元。
FDI新政發布后，長達兩年多的時間中都沒有明確消息告知相關的審批動態，直到最近才有印度媒體放風稱通過了少量的來自中國的FDI申請。
“FDI新政限制的是股權行為，即新設企業、股權轉讓、與印度企業合資乃至現存的中資印度企業增資擴股。甚至有些項目可能是合同簽訂于2019年，但在交易收尾時突然受到FDI新政的限制，使得他們只能申請FDI許可。”李欽告訴記者，即便最近有消息稱有數十個中國項目拿到了FDI許可，但里面真正在印度新設企業的項目，可能并不會太多，這也可以反映出印度的FDI新政對于中國投資的影響。
前述印度中資手機企業人士透露，稅務調查后，手機企業更加會減緩在印度的投資。
顯然，在印度的中資手機企業正面臨新一輪博弈。
博弈印度產業政策
“中資手機企業在印度發展超過7年，對方也會從稅收、拉動GDP增長、帶動就業三個維度評估。”楊述成嘗試從印方角度理解這一輪針對中資手機企業的稅務調查，“從印度方面評估的結果來看，中資手機企業確實為印度解決了部分就業問題，吸納約40萬人就業，但是卻被認為沒有帶來足夠的稅收，拉動GDP增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李欽認為，印度對于中資抱有“兩分法”的態度：即區分在印度設廠的中國汽車、機械制造、電子等需要大量投入、能夠創造就業崗位，并且不能說撤就撤的實業投資，和“輕裝上陣”，甚至不需要在印度設立實體就能吸引百萬級乃至千萬級用戶的互聯網投資。
“后一類投資受到印度政府政策直接沖擊和影響最大，而實業投資雖然由于疫情和印度政府施加的清關、進口限制等受到負面影響，但印度政府明白這類制造業企業可以帶來就業以及先進的生產及管理經驗，與印度政府‘印度制造’的計劃相匹配，因此通過印度政府FDI審批的項目也大多為這類生產型企業。”李欽說。
從“兩分法”的角度看，中資手機企業本應受到歡迎。
2014年，小米、OPPO、vivo等中資手機企業進入印度市場，時值莫迪出任印度總理，他提出的“印度制造”倡議計劃將制造業在GDP中的占比從15％提升至25％。次年，“分階段制造計劃”（PMP）通過，以加征關稅的方式倒逼企業將生產轉移至印度。
2018年，印度新德里，LAJAT NAGAR手機城外的vivo等手機廣告牌。圖/中新
據vivo 2021印度影響報告，vivo 2014年進入印度市場后，響應“印度制造”號召在印度建廠，并于2018年再次買地擴建工廠，印度工廠有一萬名雇員，年生產力將從目前的5000萬臺逐步上升到6000萬臺。而在供應鏈方面，目前vivo電池的供應鏈有95％來自印度本地。2023年，預計顯示器的當地供應鏈占比將達60％。2024年，預計充電器的當地供應鏈占比從目前的60％上升到75％。
據楊述成介紹，目前中資手機企業在印度投產的一個主要原因便是關稅提高了在中國采購的成本，手機進口的關稅為25％，供應鏈產品關稅為15％，目前一些元器件、芯片仍是零關稅，但是一些關鍵的輔料，如屏幕、攝像頭、電池、充電器等加征15％關稅，“這些被增加關稅的原材料、零部件產能是轉移至印度的主力”。
除去關稅因素，人口紅利也是中資手機企業將產能轉移的一個原因，“目前印度一位普工的月工資約1000元，但在中國要達到3500元~4000元。”楊述成告訴記者。
談及中資手機企業赴印建廠的便利程度，前述中資手機企業人士告訴記者，印度與越南等近年來熱門的產業轉移目的地不同，全國統一針對外資的優惠政策難以實現，因為印度是聯邦制國家，中央政府權力有限，每個地區都有各自的政策，不像越南可以實現稅收“三免五減半”。“包括OPPO、vivo，以及幾家中資手機供應鏈企業在內，共七八家企業在印度購置土地建廠，印度土地為私有制，年限是99年，需要從個人手中購置，政府往往只起到協調作用，流程往往復雜、漫長。”
“整個中國手機產業鏈中技術含量比較低的部分早已經在印度布局，而印度本地廠商也在利用已經遷移到當地的產業鏈培育自身的千元機品牌。”潮電智庫董事長孫燕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顯然，印度希望給本土企業更多的機會，畢竟就在中資手機企業密集進入印度市場的2014年，市占率緊隨三星之后的是三大印度本土手機品牌Micromax、Intex、Lava，但目前在市占率前五中已經找不到它們的身影。
“印度市場的特殊性在于，其他發展中國家都不會視中國為競爭對手，因此不會給中國手機廠商設置很多政策障礙，但是印度明顯不這么想。”魅族原副總裁李楠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2020年之后，“印度制造”倡議從追求進口替代轉變為“自力更生”，當年“生產關聯激勵”計劃（PLI）推出，用19.7萬億盧比支持14個行業的生產，其中就包括電子設備，希望扶持印度本土的制造業企業。
此前通過關稅、進口限制，以及本地生產補貼等手段倒逼中國廠商在印度加碼，如此扶持本地產業鏈的策略在李欽看來只是印度政府的“次優選項”，“最優計劃是希望中國企業與印度本土企業合資，深度綁定，這樣可以繞開諸如政府采購限制、抵制中國貨等‘煩心事’，但這樣勢必減少中國投資者的自主權，中國企業很難接受，并且在現實中找到合適和靠譜的合作與合資對象也非常難。”
在PLI的扶持名錄中，鮮見中資手機企業。“PLI并未把全部中資手機企業擋在門外，中資手機企業也在申請，但目前可能更多是三星、蘋果供應鏈企業。”楊述成認為，因此不能僅僅將PLI的目的理解為扶持印度本土企業，當然，扶持本土產業鏈是未來趨勢，但仍然需要漫長過程。“就像改革開放后外資企業來到中國，中國本土企業也經歷了學習的過程，只不過用時比較短。目前確實有一些印度企業向在印中資企業學習，但尚需時日。”
他認為中資手機企業在印度仍然擁有時間窗口，“印度若想達到中國當今手機產業鏈水準，需要15~20年，在制造環節印度本土企業處于起步階段，從研發、技術、管理到投入都落后于中資企業，目前真正進入手機產業鏈的企業極少，甚至沒有。”
近日，iPhone 14將在印度生產的消息讓產業鏈轉移的話題再度升溫，但當下的現實是，從2015年起便利用稅收等手段變相推動手機產業鏈轉移，但目前連手機產業鏈轉移的情況都比較有限。楊述成告訴記者，原材料、零部件在印度本地的采購量只有15％左右，預計今年可以達到20％左右，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依賴從中國進口，即使是組裝環節也以在印中資工廠為主。
盡管印度電子產業產值增長迅速，在2019~2020財年已經達到750億美元，但距離2025~2026財年3000億美元的目標仍有不小距離，更重要的是，中國仍是印度手機產業的“大后方”。
“如果想要獲得印度市場，就要幫助印度發展本土手機產業。”李楠認為，供應鏈本地化不可避免，就像蘋果在中國的供應鏈也需要本地化一樣，如果希望在當地市場做大，就不能只想要人家的市場，但是不幫助人家發展產業，這是一個正常的商業交換。
2015年2月，華為在印度班加羅爾的研發中心。圖/視覺中國
中國手機出海機遇何在？
“中資手機企業在認知印度當地的法律法規、人文宗教習俗等方面確實沒有做好，加之印度政府并未對外資企業落地提供多少指引，而且中資企業也缺少相關人才，導致企業更多在個案出現后再解決問題，沒有系統的應對方式。”楊述成認為。
伴隨這一輪稅務調查發酵，中資手機企業去留成為焦點。特別是7月下旬，榮耀CEO趙明曾表態“榮耀團隊撤出印度”，他表示，榮耀幾年前在印度經營了很長時間的團隊已經撤出，目前通過當地合作伙伴啟動相關業務。
“其實榮耀不太適合談論是否撤出印度市場，尚在華為體系之中時，華為與榮耀便在印度市場‘三進三出’，均以失敗告終。”前述中資手機企業人士告訴記者，在稅務調查之后，自己曾與在印度的同業交流，對于已經在印度市場獲得成功的品牌，如小米、OPPO、vivo、realme等，他們在印度市場的戰略不會改變。
小米、OPPO、vivo、realme四家廠商占據印度市場份額六成以上，而中資手機企業近三年穩定占據印度市場七成以上份額。楊述成也認為，對于在印度擁有較高市占率的中資手機企業，不會輕易放棄這一市場，因為印度手機市場的空間與人口紅利顯而易見。
印度市場確實足夠誘人，使其在2014年就成為中資手機企業集體出海的第一個目的地。如今中國手機廠商已經難舍印度，特別是全球智能手機市場正處于低谷的當下。
Canalys的數據顯示，2022年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同比減少9％至2.87億臺，印度市場二季度的出貨量也環比下滑5％至3640萬臺，但是潮電智庫董事長孫燕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未來一段時間，全球智能手機市場中保持增長的可能只有印度市場。
印度目前已經度過功能機大量向智能機轉換的時點，近年出貨量約為1.5億臺智能手機和1億臺功能機，處于智能手機出貨量的爬坡階段，去年以超過1.6億臺出貨量成為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智能手機市場。
“印度擁有14億人口，智能手機出貨量終究會爬升至中國現有水平。”楊述成認為，通過三到五年時間每年出貨量達到2.5億臺到3億臺完全在預期之中，這一水平已經逼近中國如今的銷量，只不過單價仍然無法與中國相比。
李楠也認為，印度市場最大的不確定性在于國民收入增長情況。
IDC數據顯示，2022年第一季度，印度智能手機平均售價為211美元，低于全球402美元的水平。有業內人士向記者比較，目前印度智能手機均價為1000~1500元價格段，而中國可以達到2500~3000元價格段，兩者尚有1000元左右差異。“因此對于手機廠商而言，不僅在印度市場的出貨量增長可以期待，單機售價也在爬坡階段。”
相較于印度，一些此前中國手機廠商滲透率較高的市場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比如非洲，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這種不確定性主要來自經濟發展水平。
超過99％業務來自海外，特別是占據非洲近一半市場份額的傳音的財務狀況能夠在很大程度反映非洲市場的冷暖，今年上半年其營收同比微增1.12％，此前兩年則是動輒超三成的增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受疫情影響，非洲4G網絡建設進程變慢，影響了智能手機需求，今年二季度，根據Counterpoint統計，中東和非洲地區智能手機出貨量下挫7.8％至3800萬臺。
傳音也希望在南亞取得突破，雖然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的市占率分別達到36.8％、19.7％，但兩國的市場規模終究有限，而2016年下半年才進入印度市場的傳音尚未取得突破，僅以6.9％的市占率排在第六位。
在過去與可見的未來，印度仍會是中國手機廠商最“卷”的海外市場。realme就將印度定位于中國之外的第二個千萬級市場，不過realme副總裁徐起表示，目前來看，印度市場依然是體量非常大的市場，也是realme重要的市場，“但realme的全球化布局是非常關鍵的，我們不會把雞蛋完全放在一個籃子里面。”
“當年魅族避開中國廠商競爭比較激烈的印度市場，深耕東歐市場，在俄羅斯、烏克蘭也一度取得了僅次于三星的銷量。出海之初選擇在多個市場試水，最終選擇東歐市場深耕，避開了與其他中國品牌內卷。”李楠告訴記者。
“無論是產品還是銷售，中國手機產業的實力都很強。”楊述成向記者分析了中資手機企業在印度獲得成功的關鍵，即將中國的成功經驗加以改造再復制到印度。“比如Oppo和Vivo，在印度市場仍以在中國獲得成功的線下渠道突破，再比如小米，基本復制了在中國取得成功的模式，以線上渠道進入印度市場，并且配合低價策略。但當時華為系想復制國內‘高舉高打’的策略，以高價位產品沖印度市場，這顯然不符合現實。”
2016年4月5日，在印度新德里拉的一場OPPO新機發布會上，模特們用OPPO F1 Plus機型合影。圖/視覺中國
“來到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市場，中國手機廠商基本是在重復發生在中國的故事。”李楠認為，比如對于出海后線上與線下渠道的選擇，對于中國有實力出海的手機廠商而言，都擁有極強的線上與線下渠道開拓能力，只需派駐不同團隊進駐不同市場即可。不同市場的電商滲透率不盡相同，比如隨著lazada的崛起，東南亞市場電商滲透率不斷提高，但是在東歐長期以來缺少靠譜的電商平臺，就需要更多依賴線下。
其實，包括印度在內，中國手機品牌滲透率較高的市場更多是發展中國家市場，但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整體聲量依然較小，Counterpoint曾統計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市場市占比最高的五款手機，全部為蘋果和三星包攬，如2022年二季度，蘋果與三星便牢牢占據美國市場近八成的份額。
“中國手機廠商出海，首先面臨的選擇就是以發達國家市場為目標，還是以發展中國家市場為目標，如非洲、南亞、東南亞、東歐等，對于后一類，中國手機廠商都是在利用已經積累的實力‘打時間差’。”李楠坦言，“打時間差”的策略幾乎可以確保中國手機廠商在發展中國家市場取得成功。
如今，中國手機廠商正在進行新一輪選擇，就在宣布將團隊撤出印度之時，趙明將今年視為榮耀全球市場元年，“傳統的中國品牌到海外市場還是從低端做出，比如說99美元、149美元、199美元的產品，榮耀走向海外市場還是堅持走打造品牌、品質的高端策略，今年在歐洲上市的產品直接是1099歐元的Magic4 Pro。”
有業內人士在向記者分析未來中國手機廠商在海外市場的機遇時，認為仍將是“高端市場”，“畢竟華為離開后中國廠商在海外的高端機市場幾乎是一片空白”。
發于2022.9.5總第105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中國手機印度進退背后
記者：陳惟杉 孟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