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站在市民階層的角度哀挽太平洋數碼二期，也許我們失去的是由裝機帶來的一種社交樂趣，即便如今電商把價格做得足夠有吸引力，“但你面對的是發光的顯示屏，不再是操著各式口音活生生的人。”類似的樂趣，我們已經失去了多少？
從大千美食林到太平洋數碼二期再到以休閑餐飲為主導的場所。徐家匯數碼城的轉型似乎是一個輪回，有好有壞，有傷感有喜悅，這是這座城市發展的回憶與節拍。
晨報記者 陳 承
這是一個普通工作日的下午。徐家匯商圈川流不息的人群所演繹的繁華，似乎與這里毫無瓜葛，在太平洋一期每層樓的各個店鋪里，營業者的姿勢主要是兩種——要么用左手撐起腦袋、右手把玩手機； 要么緊盯著眼前的筆記本電腦?？帐幨幍纳虉隼铮B哪怕敷衍的吆喝和攬客聲，都幾乎絕跡。
李星(化名)的組裝機店鋪，位于太平洋數碼一期的三樓，這個樓面主要經營批發和代理生意，在過去徐家匯數碼商圈火紅的年代里，這個樓面的人氣亦不算高，而在現如今，伴隨著這個樓面的店鋪有著一成以上的空置率，問津者更成為稀客。
李星是一位“80后”，這間他與朋友合力拿下的店鋪，面積不到10個平方米，在三樓一條過道的深處。
“我現在幾乎不做零售生意，”李星說，“既吃力又賺不了多少，沒有意義。”
所謂零售，就是與有意裝機的顧客當面談配置和報價。這種生意模式，曾經是徐家匯數碼商圈繁榮時期的標志性場景。而王澍(化名)就是曾經一位對零售裝機極為熟稔的顧客。
與王澍見面的地點就位于太平洋數碼一期門口。
“你從1號線9號口出來，直接就是大門口，”王澍在電話里說道。見面后，王澍第一句話就是：從1號線徐家匯站出來，到哪個數碼廣場分別要從哪個口出來，我是門清，“閉著眼睛都能走到”。
王澍比李星小三歲，是上海人，從他讀初中開始，就是徐家匯數碼商圈的?？?。
“現在太平洋數碼一期門口連拉客的都沒有，”王澍指著太平洋數碼一期大門口的臺階說，“早幾年，你從地鐵口出來，到一期任何一個商鋪，都能碰到七八個拉客的。”
從地鐵9號口到太平洋數碼一期門口不過幾十米路。王澍說，七八年前，這短短的幾十米聚焦了整個徐家匯數碼市場的超大人氣——“那時這條路上，有起碼十幾個拉單的，有批發卸貨的，有買了機器拎出來坐地鐵的，還有更多從地鐵走出來去買電腦的。”
而如今，無論是李星還是王澍，談及如今徐家匯的數碼廣場，總離不開一個關鍵詞：蕭條。
這里的蕭條從前幾年開始積累量變，及至今年，質變并不令人意外地出現了——毗鄰百腦匯的太平洋數碼二期，從今年2月11日起正式歇業。在過去十幾年里，太平洋數碼一期、太平洋數碼二期和百腦匯的三足鼎立，成就了徐家匯的“數碼王國”。
“最好的時候，徐家匯的電腦及配件產品交易量，占到整個上海市場的近60%。”長期跟蹤研究徐家匯數碼市場的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所研究員葛偉民對新聞晨報說。
現在，徐家匯商圈正試圖將重心從數碼消費轉移出去。太平洋數碼二期歇業后，官方表示，這里將在年內拆除改建為以休閑娛樂為主的場所。
在剩下的兩家中，百腦匯早前就已宣布，將在今年8月，啟動外立面和內部的調整，屆時數碼產品業態將減少到30%，并大幅度增加餐飲和生活用品。而李星堅守的太平洋數碼一期，目前尚沒有明確的調整計劃，但是商場里早在幾年前就傳過數波一期也要歇業的消息，在一期的店主們看來，這里進行調整，也只是時間問題。
昔日的榮光
某種意義上說，太平洋數碼二期的歷史變遷，也反映著徐家匯商圈的沿革之路。在過去，上海被認為是一座“沒有電子一條街的都市”，原因是當時上海的數碼銷售場所分散在市中心各地，沒有形成較為規模的商圈。而徐家匯“數碼王國”的出現，一舉讓這里成為遠近知名的全國最大數碼零售商圈之一。也成為上海的著名地標之一。
在老上海的記憶里，大千美食林曾是徐家匯的標志性建筑之一。1992年，臺商黃海伯在徐家匯投資建造了這個以融合東西方各式菜系為賣點的超大型餐飲大樓，一時轟動上海灘。彼時，東方商廈、港匯廣場和太平洋百貨“還沒有影子”。
十年后，大千美食林人去樓空，在原址上取而代之的，正是太平洋數碼二期。而隨著太平洋數碼二期的進入，徐家匯商圈從過去的“餐飲王國”，一舉轉型為由太平洋數碼一期、太平洋數碼二期和百腦匯三家協力打造起來的“數碼王國”。
從1998年到2007年，葛偉民在這整十年里，利用業余時間解答網友有關電腦的疑問，“每年要回復6000-7000封電郵”。
“我一直堅信專家首先是玩家，所以那段時間我一周起碼有兩天要去徐家匯數碼賣場逛逛。”葛偉民說。
“當時在上海，只有去徐家匯，才能拿到自己需要的配件，而且價格公道，”葛偉民回憶稱，“生意最好的時候，徐家匯各個數碼賣場都是人擠人，每個商鋪都拼命向路過的顧客發報價單，說‘人聲鼎沸’是一點都不夸張的。”
“從上世紀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的這幾年里，徐家匯商圈之所以興旺起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數碼市場的繁榮。”葛偉民說。
徐匯區商委一度還有意邀請研究數碼廣場經濟學的“老法師”葛偉民為顧問。雖然后來因故沒有實現，但葛偉民說，從中就能看出當時徐匯區對數碼業態的重視程度。
太平洋數碼二期開業時，王澍正讀初中。他家住楊浦，但每個學期至少要來徐家匯數碼商圈幾次，當時交通并不如現在發達，從楊浦過來，來回起碼三小時以上，但這并不妨礙王澍和他的小伙伴來徐家匯裝機和購買數碼產品的熱情。
“我們當時把去徐家匯戲稱為‘數碼朝圣之旅’，”王澍說，“當年老師布置作文題讓我們記一次愉快的周末，我就把‘我的數碼朝圣之旅’作為標題，寫了一大篇描述那里人山人海的文章，當時真的是熱愛。”
在當時，楊浦區也有鞍山路和五角場等幾個數碼廣場，但王澍從不去那里，理由是同樣的東西，徐家匯的報價起碼便宜一成以上，人氣則顯然是徐家匯更旺。
葛偉民解釋，之所以徐家匯的數碼產品和裝機報價可以一直保持上海市內的最低位，重要的原因是，徐家匯當時是上海市內最大的裝機配件和數碼產品集散地，相比于本市別的數碼廣場，這里由于更靠近上游，價格自然有相當大的競爭力。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上海已經是當時全國最大的計算機消費市場，但卻沒有集散中心，連南京、成都都有，”葛偉民說，“因此當時徐家匯的數碼商鋪主要貨源地是深圳，每天都有大批量的各類數碼產品和配件從深圳空運到滬，再在徐家匯向全上海分散。”
葛偉民回憶說，即便是數碼廣場最紅火的2000年左右，占據在徐家匯三大數碼城的商鋪，大多也資金有限，根本沒有能力一下子吃進很多的貨源，另外也為了適應跌價極為慘烈的數碼零售業務的基本特點，徐家匯的大小商鋪，形成了較為良好的協作關系。
“商鋪有些是裝機的，有些是只賣配件的，但這些商鋪間的價格傳導非?？欤静粫霈F吃進貨源后，變為庫存跌價虧損的事情。舉個例子，1998年5月，奔騰II 400MHz CPU上市，當時上海的零售價是每片7000多元，到了第二年的7月，只賣1700元。這種降價幅度，如果庫存太高，會血本無歸，”葛偉民分析，“因此每個店鋪的庫存非常少，資金周轉極快，依靠高人氣的市場，很快就能形成穩定的生意。”
對于品牌機的零售商來說，那時也是他們的黃金年代。葛偉民說，在1998年至2000年，中檔筆記本電腦的售價高達2萬以上，而且每個月都要忍受1000元左右的降價幅度，直到跌到8000元才穩定。
“代理商為了讓零售店鋪安心，基本都有保價體系，店鋪進貨后如果一月內無法賣出，代理商會全額補足跌價損失，”葛偉民說，“當時零售商賒銷非常少見，都是全款買進，再賣給客戶，所以商戶跟代理商的關系和誠信非常重要。”
王澍至今都不了解這些場子的商業規則。作為普通消費者，最直觀的感受就是他過去能在徐家匯配到心儀的組裝機，于他們來說，這就是維系與徐家匯數碼商圈感情的最佳橋梁。
“每個裝機鋪都在極力拉客，你走進徐家匯任何一個數碼城，耳邊響起的一直都會是‘需要買什么？參考一下’之類的高聲吆喝，每到周末最忙碌的時候，這里連乘電梯都要排隊，這對于當時年少的我來說，既感到新鮮又充滿樂趣，即便不買東西，哪怕只是來逛逛，也是很大的滿足。”
繁華中的隱憂
在采訪中，王澍和李星都習慣把數碼城說成“場子”。這是一個江湖味很濃的切口。而事實上，在王澍和李星的記憶里，從最初的繁華到如今的蕭條，“場子”里永遠不乏各類故事——有王澍記憶中被坑數次的慘痛經歷，也有李星從業十多年來，聽過的商戶發財和沒落的傳說。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是非，而“場子”就是這樣一個江湖。
王澍說，正因常逛“場子”，他被迫學會對各種“坑術”都能一眼看穿。他組裝人生中第一臺電腦時，就不可避免地被坑了。
2000年王澍從各類計算機雜志搜集的裝機報價信息，和與同學反復研究醞釀的候選配置中，花了將近一個月時間，擬出了一臺他心目中完滿的組裝機配置單，本以為功課已經做得十足，但正是組裝這臺機器的經歷，讓他從此對“場子”心生警惕。
“到了徐家匯一個‘場子’，我把配置單給店鋪，對方說配件他們基本都有，而且價格也與我的心理價位一致，”王澍至今記憶猶新，“唯一的意外是音箱，我當時的預算是300塊，但對方說配置這么好的機器，音箱不能太差，不然打游戲看片子會不盡興。后來我被忽悠買了一臺800多塊的2.1聲道音箱，本以為效果震撼，沒想到買回家再到別的地方一問，其實就是值200多塊的東西。”
王澍后來知道，這是“場子”慣用的宰客手法：一切主要裝機配件的報價都很低，貓膩就出在音箱、電源、鍵盤鼠標等一般消費者根本不會重視的東西上。
“還有一種叫‘宰熟客’，就是由熟人介紹來的裝機生意，那些顧客幾乎不懂配置，三兩下就能忽悠他們掏錢購買利潤更高的裝機配置。”王澍說。
李星說，即便是他自己，人生中的第一臺組裝機，CPU也被商家做過手腳。
久而久之，“場子”里的商鋪群體，開始被一個負面詞語所描述：“奸商”，或者是這2個字拼音首字母的縮寫JS。
“JS后來演變成一種中性詞，就是不管這個店鋪黑不黑，反正我們都私底下叫他們JS，再后來，甚至連店鋪都戲稱自己是JS。”王澍調侃道。
其實，早在普通消費者仍紛紛大量涌入徐家匯數碼商圈的2002年，葛偉民就第一次看到了籠罩在“場子”上空遠處的那幾朵并不起眼的烏云。
“當年，我幾個做數碼生意的朋友開始抱怨生意難做，覺得緊張，”葛偉民回憶，“裝機的毛利開始跌到每臺200元左右，有段時間惡性競爭，裝一臺機器只賺幾十元。”
自此，“場子”由盛轉衰。葛偉民說，那幾年徐家匯各大數碼城的平均場租費，從最初的每月4000元，一路漲到7000元，至2005年，他的“場子”朋友說，刨去場租、人工和雜費，每月純利僅不到7000元。
與場租費持續上揚同期而至的，是品牌臺式機在性能和售價上紛紛向組裝機看齊，更多的消費者開始考慮購買相對省心的品牌機，組裝機市場開始走下坡路，之后再也沒能翻身。
還有兩起“場子”內發生的事件，重創了從業者的信心。葛偉民所說的商戶間彼此信賴協作的關系，在“場子”走下坡路的時候，似乎都煙消云散了。
一位“場子”的匿名人士透露，兩年前，徐家匯一個“場子”發生電腦配件代理商捐款跑路的惡性事件，涉及金額超過1000萬。而就在前幾天，同樣在那個“場子”，又出現假借租商鋪之名，故意卷走上游價值百萬元的各類數碼產品和配件的事件。
“從第一起事件發生起，‘場子’上下游之間出現了隔閡。原本合作得很好的，上游也不再放太多的貨給下游，”上述人士說，“十幾年前，‘場子’ 商戶間之所以合作愉快，是因為那時候大家都有錢，碰到事情就不會太計較，現在日子都不好過，都沒錢，所以再小的事情也要算著來。”
李星也說，類似事件相當打擊商戶信心：“我賣一張顯卡、主板，也就賺個十幾塊，你一卷就卷掉我幾萬的貨，損失是相當慘重了。”
然而，即便在趨勢已經下行的2005年至2010年，李星說，至少在太平洋數碼一期，還沒出現過空鋪。也就是說，那時即便陸續有商鋪撤出，但第二天馬上就有新的商家進入。
“直到兩三年前開始，太平洋數碼一期出現了空鋪，沒人接盤，我才真正覺得出了問題。”李星稱。
轉型期的焦慮
從7、8年前開始，B2C電商對實體裝機界的沖擊，先是在配件上以實體店難以提供的價格，迅速發展了大批用戶。此后，電商開始涉及裝機業務，相同配置的組裝機，電商報價往往比實體店便宜300元以上。數碼賣場的喧囂此后逐漸暗淡，取而代之的，是用戶在網上下單配電腦，砍價的交談聲被鼠標鍵盤的敲擊聲蓋過。
一位要求匿名的太平洋數碼一期商戶說，四五年前，如果有太平洋數碼一期的商鋪撤走，接盤者另需向撤走的一方支付十幾萬元至二十萬元的轉讓費，這筆轉讓費直接在交接雙方之間發生，與太平洋數碼一期官方無關，這表明當時太平洋數碼一期的商鋪仍屬搶手。“現在就根本沒有轉讓費了，而且市口最好的二樓，目前租金已經打了七八折，折后只有一萬多，租的人還是不多。放在以前，二樓靠近電梯的鋪子，光租金就要3萬多。”上述匿名商戶透露。
如今，昔年熱絡的零售裝機生意，已經不可能再現風光。李星說，早幾年開始，單打獨斗來徐家匯純粹正經做零售裝機的，肯定虧錢。
在太平洋數碼一期租金模式發生重要轉折的這幾年里。李星身邊圈內人和葛偉民曾從事“場子”生意的朋友，都出現了轉型的故事。
“有兩個跟我關系特別好的朋友，其中一個從徐家匯搬出后，又去虬江路做，錢賺夠后，徹底不做數碼生意，轉而投資商鋪，現在他的兒子已經在加拿大讀書，他也去陪讀了。”葛偉民道。
李星也聽到幾個從“場子”里發財后移民的故事：“在徐家匯做門面零售裝機的，肯定是越早越好，早期做代理賺錢的都移民了，或者跳開做別的行業”。
然而，“場子”里暴富的故事，更像是被上天挑中的幸運兒，按照李星的話說，更多在這里摸爬滾打的人，目前都屬于“賺不到大錢也餓不死”的狀態。
也有悲劇的故事。葛偉民的另一個朋友，早年在徐家匯做裝機生意風生水起，一度承包了葛偉民單位辦公電腦的裝配生意，后來隨著數碼生意的蕭條，這位朋友開始孤身在家喝悶酒，最近還患上視網膜脫落，失去了東山再起的能力。
“現在混‘場子’的，肯定都有轉型的想法。就像上班族，比如公司里一個項目做完了，可能不再需要美術組了，就會考慮下一步怎么辦，是不是要找后路，”李星說，“但是‘場子’的門檻太低了，什么樣的人都能進來，所以出去以后做什么的都有，比如賣保險，做代駕司機等等。”
在李星看來，正由于“場子”的門檻幾乎沒有，使得這里成為不少人冒險的樂園，他們也許賺到錢，也許沒有，但根本的問題是，對這個行業沒有任何責任感，走后留下消費者的罵名，真正影響了裝機行業的整體聲譽。
王澍說，拉單就是昔日“數碼王國”的毒瘤之一。
“‘場子’里拉單的，很多人連字都不識。這是個很黑的行業，只要看到兩條腿走路的，都會拉，”王澍說，“拉單的把客戶介紹給黑心商鋪，從裝機利潤中抽成，拉單者沒有任何誠信，坑到一個是一個，因為黑心商鋪坑顧客的錢越多，也意味著拉單的抽成越多。”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王澍感慨，“場子”現在生意不好，黑心商戶覺得與其正經做生意肯定虧，不如黑一點，而商家越坑，顧客就越少，顧客少了，商家就更要坑。
李星不愿多談及這個話題，只說“你懂的”。但是他坦承，徐家匯數碼商圈一直沒能做成一件事，就是如何讓顧客知道哪些商戶好，哪些商戶黑，而正由于好的商戶很難被顧客發覺，導致黑心商戶有更大的可乘之機。
王澍也承認，一切顧客用來鑒別商戶好壞的普通方式，在“場子”根本不通用。
“一般人覺得‘場子’里市口好的商鋪實力雄厚，其實他們可能坑得更厲害，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王澍說，“服務態度好、報價低，也根本不足以說明一個商鋪的實際質量。”
而李星的鋪子，堪稱“場子”里不多見的整潔有序的典型。如果仔細查看李星組裝的電腦，會發現走線比品牌機更有序，這也許是一個從業十多年的“場子”老板，對抗市場下滑的努力。
像李星這樣至今堅守裝機行業的“場子”中人，只能默默承擔起這個不再輝煌的市場，復興不切實際，所能做的，是在“還能賺點錢”的基本格局中，盡力維系。如今，裝機市場的普遍毛利率不足5%，而裝機的價位維持在3000元-5000元這一檔，也就是說，裝一臺機器的毛利，約150元至250元左右。
王澍帶記者逛了一圈太平洋數碼一期后走出門口，他說，如今再也感受不到“場子”火爆時顧客與店鋪之間面對面的社交樂趣，即便如今電商把價格做得足夠有吸引力，他仍覺得，過去跟“奸商”砍價的過程更有趣。
“因為你面對的是操著各式口音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發光的顯示屏。”王澍說。
而讓李星堅守這個行業的，也正是基于社交的考慮。
“如果只從生意的角度說，可能我早就不做了，”李星說，“但我真正舍不得的是通過生意認識的很多朋友們，他們機器的質保我也還要做好，更不可能割舍朋友間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