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過35歲、具有多年互聯網經驗的中年人，成為了HR們不愿意接納的對象。
常青這段時間篩掉了不下五十份簡歷，大部分是因為“裁員潮”從大型互聯網公司出來的中層管理人員。她是一家創業公司的人力資源總監，所在的公司近期剛剛融完千萬元人民幣的A輪融資。
CEO給她的要求是：公司需要很多人，但不要那些剛從大廠出來的中年人。“油、工資太高、不經打，背后的生活擔子太重影響工作狀態。”常青這么形容他們。
常青的公司更愿意選擇剛畢業一兩年，有基本的職場經驗，好學勤奮，并且體力好，“有韌性，還便宜”的新人。
不僅是創業公司，常青表示，她所在的人力資源行業群里，四處都在談論最近的簡歷取舍。不少被“嫌棄”的，都是以往各大互聯網公司爭搶的簡歷——他們都有類似的標簽：“來自大型互聯網公司”、“管理級別人員”、“薪資要求高”、以及，“接近35歲”。
被優化的中年人
30-35歲可能是互聯網人最焦慮的年齡段。
美國職場調查機構PayScale數據顯示，截止到2018年，蘋果的員工平均年齡是31歲，Google的是30歲，而Facebook和LinkedIn的員工則只有29歲。在中國，這個數字更小，騰訊和華為等企業的平均年齡僅為28歲左右。
“結構優化”是取代“裁員”的一個更美好的詞匯。但被優化的，往往也是那批中年人們。從2015年到2018年，阿里巴巴進行了近17次的“人才結構調整”——調整后，80后的管理者和技術骨干占到了80%，此外還有5%的90后管理者。
2017年，華為發生“集中清理34歲以上交付工程維護員工”的風波，盡管華為事后否認了此事，但無論如何，這又點燃了一次中年互聯網人的焦慮與危機。
不雇傭中年人，這筆帳對于企業來說并不難算。常青表示，雇傭一個來自大廠的互聯網中年的成本，能夠雇傭兩個新人，并且后者的生產效率更高，可塑性更強。
在這場整個互聯網行業的“結構優化”中，大批有經驗的中年互聯網人被淘汰，而另一方面，企業依舊在斥資重金吸納新的人員。
7月23日，華為總裁辦發布了一封郵件，宣布對8位2019屆的應屆博士生實行年薪管理制度，最高的有201萬，最低的接近90萬。
那些被“優化”的互聯網中年們，身上背著家庭的重擔，也有著多年的工作經驗沉淀，裁員潮之后，他們卻只能另覓他路。
互聯網浪潮依舊澎湃，但這些“中年人”，到底去了哪里？
傳統保險行業的逆襲
今年過完春節，36歲的程雷回到阿里上班，但迎接他的不再是開門紅包，而是HR的召見。
他本應在年后續簽合同，但HR以他已經超齡，不適合運營崗接下來的工作節奏為由，建議不再續簽合同。
這是典型的勸退，并且拿不到任何的賠償金，合同到期是最好的解約手段。
程雷失望但也不意外，因為他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接到新的項目了，做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基礎維護的工作。離開阿里的那一天，程雷想到了他剛入行的2000年。
彼時北京四環還沒建成，三環的房價也只有幾千元。但那一年，是中國互聯網史上最重要的一個年份——網易、新浪、搜狐等在這一年上市，中關村誕生了百度，騰訊QQ的人數突破了十萬大關。計算機專業畢業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變成了搶手貨，每個人手上至少兩三個offer可以選擇。
選擇互聯網是大勢所趨。和現在大部分的年輕人一樣，加入一個新興產業，是值得期待的事情，沒人想過什么叫做“年輕飯”。
手里有本事，到哪里都不會差，總有公司會爭著要，當時的程雷是這么想的。
沒想到才不到20年時間，他便離開了互聯網。
發際線不斷上升，體力不斷下滑，但生活的成本卻逐年增加。程雷告訴記者，他有兩個子女，住在一個月供1.2萬的房子里，家中還有一個月薪7500元的保姆，每年需要給孩子繳納近30萬的學費，以及每年全家要支出近10萬的保險。
“閉著眼睛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敢想，但每天都有錢在從口袋里流出。”程雷這么形容。
跳槽也不是不可以，但能夠以相同的薪資接納程雷的公司已經越來越少了。和上文的HR常青形容的一樣，大部分企業在運營崗位更偏體力好、能加班，并且反應速度更快的年輕人。此外，程雷在阿里形成的工作方法，也未必完全適用于不那么流程化的創業公司。
他迫切需要一個出口，來轉移他每年近50萬的硬性成本支出。最后，程雷選擇的出路是，賣保險。
這條出路聽起來不算光鮮，但卻成為了程雷最大的救命稻草。直到真的進入保險公司之后，他才發現與自己類似的人有那么多。
去年9月，中國太平洋保險和普華永道的《中國保險消費者白皮書》中指出，近年來中國保險業出現了跨越式發展，中國的保險規模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對全國保費的貢獻率接近一半。
已婚有子女的家庭風險意識更強，目前保險主要客戶群體在30歲至40歲，80后人均保單2張；90后則更多，達到近4張保單的平均水平，但中國市場還遠未飽和。
從2016年開始，盡管互聯網行業正在裁員和去泡沫，但很少被互聯網人關注到的保險行業卻迎來大規模的擴招。中國人壽、太平洋保險、友邦保險等均擴充了自己的營銷隊伍，其中友邦保險的代理人已經達到870萬。
保險代理人的門檻也在逐步提高。僅2017年一年，友邦保險稱，其菁英計劃人才共4283人，其中大專學歷751人，本科學歷2869人，碩士學歷641人，博士學歷22人，其中海歸170余人。此外，許多代理人此前的職業是醫生、財務、互聯網高層、甚至律師。
保險行業的收入采用最原始的提成方式，每簽下一份保單，代理人可以提成該保單的一定比例的保費作為抽成，簽單越多收入越多。
如果能夠介紹新人加入團隊，且人數達到一定標準，則有機會在保險公司內部升級稱為經理、甚至總監，這些級別意味著你不再單純通過簽單抽成，而是成員所簽下的每筆新單，都能給團隊帶來一部分抽成。
“有些成員入行三年不到，已經實現了20萬左右的月收入。”程雷告訴記者，雖然這是少數情況，但他靠著和前同事們之間的關系，入行第一個月所簽的單，也給他帶來了5萬元的稅后收入。
朋友圈和各大微信群是這些代理人們的主戰場。和以往的人海戰術不同，這批更高素質的中年人們加入保險行業后，會采用一種更緩和的方式吸引人買保險或者加入銷售團隊。
“在朋友圈分享公司內部培訓課程、保險案例和不同險種的科普，可以讓你的朋友知道你已經開始賣保險，等他們有需要的時候會來咨詢你。”程雷說道。
程雷打算繼續在保險行業做下去。對于他來說，跨過了心里這道障礙，真的進入這個行業，似乎也像是給自己的投了一份保。
自立門戶
另一些互聯網的中年人們則選擇自立門戶。
某些程度來說，他們算得上看透了職場的本質。“哪怕跳槽，依舊面臨著被人選擇，被人淘汰的命運。到了這個年紀，在人生的很多選擇上已經很被動，不想在工作上再被動了。”今年接近40的陳晨選擇了創業。
2019年，電子煙大火，陳晨在去年年底考察了一波電子煙供應鏈，最后接受了前東家的裁員。轉頭他寫了一份電子煙的BP，在今年年初拿到了幾個知名基金的A輪融資。
陳晨以前也考慮過創業，但一直猶豫不決，他相信雷軍曾說過的“順勢而為”，如果你沒有踩到行業的風口，那么很可能最后是懷才不遇的結局。一個身擔家庭重任的中年人，是斷然不能接受這樣的風險的。
但這一次的公司裁員，也讓他不得不做出這個選擇。
真正自己做公司讓陳晨有了不同的感受。他認為，以往在企業里只能做一些螺絲釘級別的事情，并且長時間兜轉在匯報關系中，創業能夠換取更大的決策自由。
“風險更高，責任更大，但是如果這個年齡再不拼搏一把，可能以后都沒有機會了。”陳晨說道，相比跳槽，能夠真正的擁有一份自己的事業，或許是這些離開互聯網的中年人們最根本的訴求。
“無論你跳槽到了哪個公司，年齡上的競爭力下滑是大勢所趨，和年輕人比效率是絕對比不過的。”陳晨對記者表示，只有“讓自己在職業上變得無可替代，才是最終的解決辦法。”而他的選擇就是做自己的老板。
創投行業也出現了某些程度上的優化調整。華創資本的熊偉銘在接受采訪時曾表示，現階段的VC投資會更謹慎，并且更加看重核心科技的開發。
許多國內投資人也對界面新聞記者表示，在行業格局變化下，許多機構都會側重對技術型公司和創始人加碼。
其中一位投資電子煙行業的投資機構對界面新聞記者表示，電子煙受到青睞的原因，在于它填補了國內該品類的空白，并且國外已經有較為成熟的產業鏈和商業退出機制，而且產品制造方其實大部分在中國。
在中國做電子煙行業，頗有當時copy to china的形勢——國內市場有巨大空間，產品復購率和毛利高，基本上很難有機構對靠譜的創業公司say no。
“世界永遠在變化，穩定永遠是暫時的。”陳晨表示，互聯網行業的多年從業經驗唯一留給他的，就是擁抱變化。
新的機遇
程雷和陳晨所代表的，僅僅是兩類互聯網中年們的出路。他們重新審視傳統行業在變革中所存在的新機遇，以及經濟形勢變化后的新創業機會。
除此以外，也有許多一二線城市的互聯網人選擇回到老家重新擇業，或者選擇非一線城市再次創業。隨著《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的落下，未來還會有不少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
更有意思的是，雖然互聯網正在經歷周期震蕩，但在其他行業，也產生了一些新的崗位。
在智聯招聘與美團點評共同發布的《2018新職業人群工作生活現狀調研報告》中指出，截止到2018年，以月收入5000元以上為基準線的新職業人群當中，薪資收入前三名的新職業是寵物醫生、健身教練和調酒師。
離開互聯網的中年人們并沒有離開職場。在人生的重大關卡，經濟周期和企業變革給他們帶來了變化，而此時，也需要他們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真正的價值。
相比工作，這種中年人們在這個節點，可能更需要思考的是事業。
從這個角度來看，離開，有時候也往往意味著新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