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因為2014年10月，TD-SCDMA用戶率先出現了負增長，財新《新世紀》 2014年第47期封面報道選擇了TD-SCDMA，回顧了TD-SCDMA進程，命名為《TD式創新》。封面引語如下：“2000億元永遠收不回的投資，換來一張五年就停止發展的TD-SCDMA網，而所謂自主知識產權比例飽受爭議。蠻力改寫科技產業路線，失敗作結。”

　　細看文章，篇幅真長，但真的沒有太多的新內容，可能是引語的原因，引起了挺TD派和反對TD派的激烈爭鋒，甚至項立剛老師比照財新題目寫了一篇《財新式惡毒》。

　　簡單說“2000億永遠收不回”這樣的話肯定不夠嚴謹，五年就停止發展的說法并不準確(實際是近6年了)，原因也不全在TD-SCDMA，3G牌照發展太遲(遲到曾有專家建議直接發放4G牌照)，4G牌照發放后，在中國移動強力拉動下，10月實施實現了整體3G用戶的負增長。

　　簡單以“失敗”做結論不妥，但如果只片面總結TD-SCDMA的成績，甚至將TD-LTE發放牌照近一年來，中國移動的成功也完全歸結到TD-SCDMA上，也并不合適。

　　這里不說技術，只從產業生態角度簡單分析一下，我們在TD-SCDMA進程中有哪些經驗教訓，這將更有利于我國在4G\5G\6G\…\20G更健康發展，在國際市場有更大的發言權。

　　一、中國3G發牌為什么那么遲？

　　1998年6月提出，2000年5月，ITU(國際電信聯盟)公布TD-SCDMA正式成為ITU第三大移動通信標準3G國際標準的一個組成部分，與WCDMA、CDMA2000并列三大3G國際標準。而我國3G牌照發放的時間是2009年1月。通信圈一般說一個移動通信技術標準的生命周期是20年，我國主推的TD-SCDMA，在接近10年的時候，居然還沒有獲得牌照。也正是因為發牌太遲，我國的TD-SCDMA并未能在全球形成示范效應，雖然也曾有國家發放過TD-SCDMA牌照，一些國際主流的運營商也曾關注TD-SCDMA的發展，但拖延的后果是，基本斷送了國際發展的機會。

　　二、為何三個3G標準要同時發放牌照？

　　支持者舉出了很多的理由，如WTO，如平衡歐美關系了。這些觀點似乎都非常專業，但向中國這樣發放牌照的確實少見。連國家都未提供頻段的小靈通都能發展近1億用戶。TD-SCDMA為什么不能先行？現在TD-LTE牌照發放也一年了，FDD牌照仍未發放，主管臆斷的TD-SCDMA先發可能造成的影響，卻一個也沒有出現。

　　三、拉動通信技術的最大動力是誰？

　　TD-SCDMA初期的發展更多是主管部門拉動，設備商拉動(甚至還是非主流設備商)，不確定主運營商，甚至中途還更換了商用實驗的運營商。沒有運營商深度參與，一直在“實驗室技術”階段徘徊，是影響TD-SCDMA商用進程的重要原因。

　　四、怎樣建立健康的生態環境？

　　從TD-SCDMA的發展史上，2012年應該是值得關注的一年，在中國移動的帶領下，TD-SCDMA產業鏈逐漸成熟，從2013年出開始，TD-SCDMA用戶發展進入高速增長期。如果更早布局的話，可能更有利于提高國際話語權。

　　五、如何將中國標準(技術、產品)推向世界？

　　六、如何提高國際市場的話語權？

　　七、如何提高決策正確率，減少試錯成本？

　　回顧TD-SCDMA歷史，在產業生態建設方面，確實有很多經驗教訓可以吸取。我們將重點應該放在如何支持未來的決策上，而不是簡單地去評判TD-SCDMA對還是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