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社會需求相吻合，宣布要承擔起建立大數據框架的禪城區政府也同樣需要互聯網人才，進一步說，人才才是決定“互聯網+”戰略成敗的關鍵。這一觀點是基于對“互聯網+”的主體和客體兩方面的考量。

　　首先，對于“互聯網+”政務系統的搭建者禪城區政府來說，除了引入曾擔任上海一門式政務研發的專家團隊外，根據其三大系統的工作方案，涉及各部門的人力配合仍主要依賴原有人員的培訓。禪城區委書記劉東豪在“一門式”改革動員會上呼吁，各部門要主動放掉傳統的拿著權力不放的想法，主動擁抱信息化。這另一方面也說明，不單技術上，就連思想上仍有很多不能跟上互聯網時代的官員。然而，這有時也并非官員本身不愿意擁抱互聯網，而是長期的思維模式使然。中宣部副部長蔣建國日前在《人民日報》上發文《融合發展，“大小孩子”都能做》，雖然講的是傳統出版和新興出版的關系，但是文中提到“互聯網思維主要包括用戶思維、極致思維、簡約思維、換代思維、流量思維、社會化思維、大數據思維、平臺思維、跨界思維等。要強化互聯網思維，就必須要打破思維定勢，打破行為慣性，打破路徑依賴，按照全新的理念來謀劃出版的生產經營服務。”這對地方政府建構“互聯網+”政務同樣必要。如果無法通過培訓的形式轉換人力，不如引進專門人才，讓專業的人來做專業的事。

　　其次，對于“互聯網+”的使用者，特別是針對法人“一門式”系統，其實它呼喚的是創新創業型的應用客體。這類客體目前在禪城的集聚還不明顯，定位和源頭也不明確。而位列福布斯2015中國大陸城市創新力排行榜首的深圳，很明顯將創業創新個人和團隊的引入瞄準了海歸，朗科、迅雷都是海歸經濟中的骨干，深圳打造的創業環境正好與海歸需求完整對接。據《科技日報》報道，到去年底，深圳市留學人員企業總數達3300多家，超億元產值的逾30家。“海歸經濟”已成為深圳自主創新與產業提升新增長點。對比禪城，“互聯網+”政務的概念如若付諸實施，將可提供法治化、國際化的創新創業優質服務。那么服務對象從何而來？還是人才引進。因此，禪城必須對人才戰略重新定位和實施，而且刻不容緩，“筑巢”的同時就要“引鳳”。否則，一旦周邊東莞、廣州拾起“互聯網+”的“寶劍”，禪城就有可能喪失領先優勢，“起個大早趕個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