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楊振寧、姚期智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科院院士的消息引發熱議。對楊、姚兩位先生的做法，各種議論均有，筆者不再贅述。筆者想談的是：學術界長期以來根據人才頭銜、身份進行學術評價，給予有顯赫學術頭銜者特殊學術權力和待遇的問題。

　　在美國，諾貝爾獎獲得者或者美國科學院院士參加學術活動，沒有任何的學術特權，他們會和年輕學者平等對話；大學和科研機構聘用教師和研究人員時，主要看其本人的教育和學術能力，而不是其曾經獲得的顯赫身份。院士在美國學術界就是一個榮譽，沒有任何與這一頭銜掛鉤的特殊利益。這是美國科學研究保持創新活力的重要原因。

　　國內學術評價卻高度“頭銜化”。以院士制度為例，一名學者當選院士后，不但能獲得對應的經濟待遇，還享有高人一等的學術特權，成為很多重大學術課題的負責人、評審人。院士評審存在“跑、要”現象，院士四處兼職，一直不退休，都是院士“頭銜化”的表現。近年來，國家提出進行院士制度改革，包括建立院士退出制度，但較少涉及院士制度“利益化”的問題。剝離了院士的利益，回歸學術榮譽的本質，院士何時當選，是否退休有什么關系呢？

　　有人說，楊振寧放棄美國國籍，可能對其他海外學者產生示范作用。其實，吸引海外人才的是平等、開放的學術環境，而不是看重學術頭銜、身份的環境。包括楊振寧在內的許多科學家都曾指出國內學術界的一大弊病：處于學術黃金期的學者，由于沒有頭銜，難以獲得學術資助；過了學術黃金期的學者，因為有學術頭銜，各種資源紛至沓來。

　　近年來，我國高校和科研機構加大了對海外人才的引進力度。可是，引進人才都存在重頭銜、身份的問題，有的學校高薪引進已過學術黃金期的知名學者，除了以此裝點門面外，對學校教育教學和學術研究并無多大實質性貢獻。而且，這種做法還會引發青年教師群體的不滿——有限經費不用于提高青年教師的待遇、改善其科研環境，卻用于謀求人才政績。

　　對于曾經作出重大學術貢獻者，當然要尊重，但是，學術頭銜和學術利益必須分開。如果允許學者在學術黃金期利用海外學術環境，創造學術成果，獲得學術頭銜，然后在難以做出一流成果的時候，憑頭銜到國內高校、科研機構獲取資源，就無益于國內學術環境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