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過境遷，現在的富士康似乎已經沒有了這個底氣。
有媒體報道，坐落鄭州豫康新城的鄭港新坐標商業步行街，作為承接富士康員工的生活居住區之一，這里曾經有近10萬人居住，如今卻只是空空蕩蕩，兩邊的店鋪很多已經是閉門停業狀態。
多位在富士康上班的員工表示，不單單是淡季的原因，即便不與高峰期的30多萬員工相比，如今仍在崗的富士康員工數量，也比去年減少了很多。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富士康在印度的押注。有記者從一位富士康印度園區管理層人士處獲悉，富士康在印度主要負責生產iPhone的金奈(Chennai)園區，去年僅有3條產線，今年將擴充至6條。
為了讓印度廠區快速運轉，富士康已經從國內的鄭州、深圳、臺灣等地調派了一些部門負責人，國內的用工需求也正因此相對應地開始下降。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產能的轉移，減員或許將成國內富士康的常態。
“富士康依賴癥”和“中國依賴癥”
2007年，第一代iPhone問世，這款產品不僅代表著智能手機的新紀元被打開，而且還在此后造就了諸多商業巨子，中國制造和中國品牌也正是乘著移動互聯網這一浪潮走向世界的舞臺。在這一恢弘的篇章中，富士康扮演了關鍵角色，它借助我國在制造業上的獨特優勢以及開放的環境，與中國制造相互成就。
但是，緊密的關系讓依賴變成了一種風險。對于我國而言，中西部城市借富士康之力獲得發展機遇，在全國對外貿易格局中謀得一席之地，這導致不少城市的出口嚴重依賴富士康。
從2019年的富士康占各城市出口總額比例來看，鄭州2019年出口總額2678億元人民幣，富士康貢獻了2182億元，占比 81.5%;太原2019年出口總額651億元，富士康貢獻474億元，占比72.83%;衡陽2019年出口總額206億元，富士康貢獻103億元，占比49.8%…
根據2019年的進出口數據，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統計學會曾發布了一份中國外貿500強企業排名(2020年)，在十強出口企業中，富士康系占了3席，鄭州富士康、深圳富士康、成都富士康分別位居第1、第4和第5.若是看500強的外貿企業，至少有16家為富士康或其關聯企業。
鄭州是“富士康依賴癥”的典型。在富士康落戶之前，鄭州以紡織、電解鋁、食品加工等傳統產業為支柱，富士康來到后，電子信息產業鏈的形成，讓鄭州在中西部地區飛速崛起。
依賴是相互的。據了解，富士康生產線的產能有75%在中國，剩下的25%則分散于全球各地。從業績上看，鴻海在2022年的營收為6.63萬億新臺幣(約合人民幣1.49萬億元)，約有70%的收入來自中國大陸制造的產品。所以，富士康早已多次強調要減少對中國大陸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依賴。
但是，與其說是減少對中國大陸的依賴，不如說是減少對蘋果的依賴，因為相比依賴中國大陸，蘋果作為富士康最大客戶所帶來的風險更加迫在眉睫。
2018年至2021年業績數據顯示，工業富聯營收規模分別為4154億、4087億、4318億、4396億，分別同比增長17.16%、-1.61%、5.65%、1.8%。同期，公司歸屬凈利潤分別為169億、186.1億、174.3億、200.1億，分別同比增長6.52%、10.08%、-6.32%、14.8%。這份數據暴露出兩個關鍵問題：
其一，業績增速放緩;對比立訊精密，2018年至2021年，該公司營收規模從358.5億增長至1539億，這4年內營收同比增速均超過47%。其二，增收不增利的背后是毛利率持續下滑;2018年至2022年，工業富聯的毛利率分別為8.64%、8.38%、8.35%、8.13%及7.26%，逐年降低。
這兩大問題都直指蘋果，蘋果搞制衡，富士康只能看著立訊精密等對手坐大，蘋果太強勢，富士康的毛利率難以提升。
或許，郭臺銘也深知，這些年在我國繪制的龐大制造版圖遠不是轉移產能就能重新復制的。
代工廠的“死穴”
富士康想要真正脫離中國大陸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它不得不邁出這一步。
1988年，郭臺銘決定將企業布局延伸至大陸，赴深圳考察后創辦了鴻海集團子公司——富士康;2008年，富士康在深圳已經發展了20年，從一個年營收31億元新臺幣、做連接器的小公司，成長為知名的電腦代工廠。這時，郭臺銘再次決定遷入內陸，鄭州經過千方百計贏得了富士康的青睞。
從臺灣到深圳，從深圳到鄭州，明顯可以看出，富士康的轉移是追隨廉價勞動力而進行，趨向勞動力成本低的國家或城市，而如今我國勞動力的紅利已經消失殆盡。
2000年，中國制造業人均工資為每年1057美元，僅相當于日本人力成本的3%，2021年我國制造業人均工資提升至每年14295美元，已接近日本的50%。而以泰國為例的東南亞國家，2000年制造業人均工資每年1789美元甚至略高于當時的中國，至2021年時也僅翻了2.8倍(每年5089美元)，比中國低了近2/3.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為4508元，同比增長10.1%。如果按照這個數字來算，富士康員工總數最多時達到了120余萬人，也就是說僅勞動力成本就高達54億，而且實際上要高于這個數字，因為富士康的月薪高于平均水平。
近幾年，富士康一直在試圖減員，但這并不能緩解勞動力成本上升帶來的壓力。2019年大減員后至2021年，企業人數下降為8.44%，直接人工成本占總成本比重為4%，仍然持續占據著第二大成本的“交椅”。更重要的是，在毛利率持續降低、利潤增長緩慢的狀態下，成本壓力劇增。
富士康不是個例。根據《China Economist》的一篇文章，以南京、重慶和洛陽的10家企業數據為參考，三地典型制造業企業勞動力成本在2005～2010年年均實際增長15.7%，小于同期工業企業年均利潤率增長26.2%的水平;而在2010～2015年，調研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實際年均增長幅度達到了6.9%，而同期企業年均利潤增長率為6.7%。
這是國內制造業企業面臨的一個普遍困難，勞動力成本增速顯著高于企業利潤增速，一旦利潤始終無法提升，往往陷入無利可圖的境地，最后只能選擇遷移。
以紡織業為例，過去，我國紡織產業80%以上的產能都聚集在沿海地區，包括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和山東五省，但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紡織業產能大部分流向了東南亞國家，而非向內陸地區梯度轉移。舉個簡單的例子，2009年，加拿大運動服裝品牌Lululemon有75%的產品在我國生產，僅有8%在東南亞，到了2020年留在我國的代工產能僅剩9%。
制造業的轉移和變遷是不可逆的，而這未必不是一個機會，逼迫企業品牌化轉型，擺脫代工廠的宿命，只是，即使強如富士康，也尚未成功。
“搬家”煩惱：產能和市場不可兼得？
我國制造業中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這就決定了企業要根據勞動力成本進行產能轉移，但產能的轉移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發展的問題，且還伴隨著不容忽視的風險。像富士康，在越南、印度建廠，雖然勞動力成本是降低了，可由于零部件供應仍嚴重依賴我國，所以運輸的成本反而增加了。
比如印度的金奈工廠，其所需的零組件大多來自廣東，供應鏈拉長之后，存貨和運營成本都會增加，經營風險自然隨之增加。
當然，我國在電子消費領域構建的制造產業鏈條并非堅不可摧。
一方面，當制造業巨頭不斷將產能轉移到印度、越南，產業聚集效應會驅動新的零部件供應商出現并壯大;另一方面，關鍵零部件供應商也可能會追隨客戶進行轉移，像深圳華星光電、欣旺達電子和舜宇光學等，已經設法在印度發展業務。
富士康在其中能發揮的作用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大，因為長期積累下，富士康對產業鏈的控制早已滲透到零部件供應。根據美國資管公司普信集團(T.Rowe Price)的估算，富士康自有零件在其出廠金額中所占的比例已經超過30%。這些自有零件的供應商要不要轉移，富士康自然說的算。
不過，對于產能轉移的代工廠而言，產能解決了并不代表萬事大吉，中國制造不可被取代的另一緣由還在于與之匹配的中國市場，能夠很大程度上消化這龐大的產能，產銷一體，品牌得以快速擴大市場。而印度、越南等國，當前未必有這個實力。
這主要是受消費實力限制。東南亞各國固然是目前為數不多的增量市場，人口的優勢讓很多巨頭看中了這里的消費潛力，可當地居民的消費水平仍然普遍低下，很難給品牌帶來類似于我國市場的銷量躍升。
以耐克為例，早從2008年起，耐克等國際性品牌就將位于中國的工廠逐漸遷徙到了越南、馬來西亞、泰國等國，而從業績來看，把越南、泰國、馬來西亞三個耐克最大代工基地的市場份額加在一起，也不如大中華區市場帶給耐克的銷量。如今，耐克在我國的銷量正在日益下滑。
富士康同樣擔心蘋果在印度、越南的銷量，這關系到切身利益。根據財報，蘋果2022財年在印度的銷售額為40億美元，僅占其全球總收入的1.6%。原因無他，蘋果對印度人來講還是太貴了，根據Canalys和印度政府的統計，2022年印度全職工人的平均月薪為18585盧比(約合226.5美元)，而即便是最便宜的機型iPhone SE，其起售價也要49900盧比(約合608.2美元)。
蘋果想要打開印度、越南等市場，還需要很長時間，對富士康而言，這或許是一個比產能轉移更漫長的過程。
而我國也在加緊制造業的升級，這猶如一場賽跑，低端產能消失和高端產能新生的賽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