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系到之前引起業界激辯的余額寶去留話題，引得滿城風雨的互聯網金融這次又站到了十字路口，2014年，開年風光了數月之后，真正考驗雙馬的時候終于來了——他們是否是合格甚至偉大的企業家？他們是否有破壁的勇氣、擔當與智慧？他們是否能在現在的大環境中探索出一條切實而持續的企業發展道路？

不止是同行們心情復雜地看著他們，被阿里巴巴、騰訊的產品服務覆蓋的數億計的用戶也看著他們。

在1994年互聯網進入中國并以幕天席地勢態席卷上下的今天，中國的互聯網行業、互聯網人迎接20周年誕生的當下，中國的互聯網也來到了一個關鍵的節點——前進抑或停滯，向左還是向右。

馬云和馬化騰們現在承擔著前所未有的壓力，相對創業壯大中的種種難關和風險，現在兩個千億美元市值以上——騰訊現在市值已經超過1600億美元，外界對阿里巴巴上市后的普遍估值在1000億美元以上——的中國互聯網航母在駛入移動互聯網和全球化紅海的斑斕航線中，只要稍微偏離正確航道毫厘，就有擱淺乃至傾覆的危險。

然而，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雙馬如今面臨的危機是一個標準的中國特色式的產物，也只有在當前中國的大環境下，才會出現這樣扭曲和不正常的局面。

Déjà vu，這一幕并不是第一次發生在中國企業家的身上。

褚時健的故事就濃縮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的全部苦悶，在市場化經濟新潮波濤洶涌的90年代，國有企業的一把手一方面掌握著令外人艷羨的權力和榮譽，但另一方面也切身感受著體制權力無法轉化為實際權利的巨大落差。

與褚時健他們相比，馬云、馬化騰們的境遇無疑要好得多，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更加開放繁榮的市場，他們有更現代化的企業管理手段，靈活性更高更合理的現代公司股份制度，他們所從事的行業在未來有著無線的前景和希望。

但是，他們也同樣有著自己的苦悶，較之前輩，他們的苦悶更為沉重，也更加不可為外人言說。

無序的市場環境加劇了同行之間的惡意競爭，大量的資源和精力都投入到效果未可知的營銷、口水戰之中，公眾的利益和消費者的權益被當做競爭的砝碼，不公平不對成的相互封殺竟然成了競爭中的常規手段，繁榮表象下卻是暗流涌動；

同時，不夠成熟的市場和消費水平依然制約著中國互聯網的真正發展和進步，一方面，市場和消費者對創新產品的包容、接受程度有限，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大公司乃至創業者單純沉湎于能帶來穩定回報的業務線，卻懦于新技術產品的開發和用戶體驗的創新，故意甚至惡意誘導欺騙訛詐用戶，兩者相互誘導，最終陷入一個近乎不可解的死循環；

無論是對用戶權益的保護，還是對互聯網公司、競爭秩序的約束，在當前的大環境下都沒有成熟的規章制度可以遵循，這使得中國的互聯網事業在高速前進的同時也無時無刻不面臨著失速偏向脫軌的危險，而同時，中國互聯網環境的法制化進程卻依舊處在龜速的溫吞踟躕中；

但是，上述種種還不是最迫切最緊急的。

如果中國要誕生一流的互聯網企業，中國的互聯網行業要真正走向成熟和繁榮，那么必然要延伸到傳統行業領域，勢必威脅到后者的利益，這其中也必然包括了現有經濟體制下的擁有國有資本背景的企業，雙方的沖突幾乎一觸即發。

微信和運營商之間的拉鋸戰，余額寶和銀行之間的你來我往，直至今天的央行叫停，從這些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到，互聯網企業的發展一旦威脅到通信、金融等領域時，后者常常以市場競爭之外的方式進行自衛————但是這種被動滯后的自衛手段在正常的競爭秩序中并不能保證它們勝出，也很難促使它們進行真正的產品服務和模式的創新。

事實是，越怕金融秩序受到擾亂，越怕對市場的監管難度加大，越怕用戶的安全和權益受到侵害，于是就用一紙命令叫停封殺，最后現實的結果就越朝期望的方向發展，計劃始終追不上市場的變化，大包大攬的調控永遠不可能比得上市場的自我調節。

道理如此，但類似的情景以后或許還會不斷上演，還會持續很久。

無論是雙馬，還是其他靠互聯網起家乃至更普遍更廣泛的中國企業家們，他們已經遭遇或將要遭遇的是遠比褚時健那輩人更嚴峻的挑戰。

柳傳志一句“在商言商”引來無數爭議和批評，然而實際上，相比擁有國資背景的聯想，更多的中國企業家都無法輕松地說出這句話、做到這句話，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和環境并不允許僅僅“在商言商”，在商業背后還有更多更錯綜復雜的利益和關系需要他們去平衡考量取舍，面對這樣的沖突，他們往往是棄子與落敗者，幾乎很難有勝算。

這大概就是中國企業家面臨更沉重苦悶之所由吧。